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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這些年,日本,幹嘛去了?

精彩推薦 2019年6月3日 智谷趨勢 641

中國這五年來最大的謎題,就是13億人口的大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日本?翻看歷史,日本當年走過的騰飛路徑,我們都走過一輪。兩個國家都是屬於東亞模式,都有非常類似的經濟稟賦、文化價值觀、人口結構。而日本這20年來也有一個最大謎題,是這「消失」的20年來他究竟做了什麼?兩條主線的交叉之處,有可能藏著未來中國的模樣。本文對日本的轉型和突破有獨特的分析框架,對中國具有警示作用。

◎作者 | 清和,智本社社長

◎來源 | 智本社(ID:zhibenshe0-1)已獲授權

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後,陷入了持續的經濟蕭條。平成三十年,「消失的日本」,成為大眾茶餘飯後的談資,也是21世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謎題。

二戰後,作為戰敗國,日本從廢墟中快速復興;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大有超越美國之勢。「賣掉XX,買下紐約」,成為一種標準的泡沫體。

然而,這只是一場金色的大國迷夢。

總以過去的增速,丈量未來的高度;總以膨脹的心態,藐視美帝的餘暉。這是日本當年犯下的最大錯誤。

泡沫破滅之後,當年的膨脹、狂妄與輕蔑蕩然無存。從鉑金巧克力到優衣庫,從出門打車到擠地鐵,日本社會經歷了一場脫胎換骨般的磨礪,以及悄無聲息的轉型。

外人長期沉醉在櫻花崩於富士山之巔的大片既視感之中,然而30年後,這個「消失」的國家,依然還站在世界之巔,只是數據沒那麼耀眼,行為不再張揚,聲音顯得低調,民風回歸內斂,畫風更加質樸。

規模在縮水,結構在優化;數量在縮小,質量在提高。

30年前,日本是金庸筆下的吐蕃國師鳩摩智,武藝高強(原著與喬峰不相上下),野心膨脹,張牙舞爪,橫行中原興風作浪,挑戰「南慕容北喬峰」,單挑少林三位玄字輩高僧,以小無相功擊敗玄慈方丈的袈裟伏魔功。正當鳩摩智與慕容氏父子攪局少林之際,掃地僧低調出場,擊碎了鳩摩智逐鹿中原的稱霸迷夢。

真正重傷鳩摩智的還是他自己。那些年,鳩摩智習武成癮,急於求成,強練「七十二絕技」,最終導致走火入魔,氣火攻心,「每日子午十分,痛入骨髓,大難將至」。日本與鳩摩智類似,在走火入魔之時被打入深井。

此後30年,日本強去泡沫,艱難轉型,化毒排膿,重讀「法華經」,苦修佛法以化解心中的戾氣以及殺人的法門。

這種轉變,有些讓人難以接受,甚至日本人都感到不適應。暴發戶般的生活可以肆無忌憚,但泡沫回歸後只能精打細算。

從經濟規模來看,日本這三十年幾乎是停滯的;但從經濟質量上來看,日本結構更合理,技術底蘊更厚實,社會風尚更健康,全球化程度更高。如今的「鳩摩智」不再是當年肥頭大耳、驕橫跋扈的「胖子」,形如掃地僧般清瘦,實如虛竹般穩健。

如今的日本,不能追捧為「王者歸來」、「再度崛起」,也不能簡單貶低為「衰落」、「消失」,可以理解為「浴火重生」、「結構性轉型升級」——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變,從本土化向全球化邁進。

在泡沫經濟崩潰之際,日美貿易戰持續之時,日本經濟強行去槓桿,產業被迫轉型,倒逼技術升級。研究日本經濟轉型升級,與關注日本泡沫經濟崩塌一樣有意義。日本如何轉型升級?日本人苦修的「佛法」是什麼?如何習得「法華經」的真諦?

以日為鑒,關注泡沫,警示之意;研究轉型,建設之用。

本文邏輯:

消失的日企,隱藏的技術(對內轉型)

本土化水分,國際化乾貨(對外突破)

基礎科研計劃,經濟制度改革(兩大政策)

01

消失的日企,隱藏的技術

2018年中國一批企業家去日本考察時,日本東芝能源系統社長為他們講述了這段艱難的轉型歷史。

過去十幾年,日本東芝、索尼、夏普等白色家電在中國大敗退,這被理解為「日本消失」的鐵證。

事實確實如此。東芝能源系統社長介紹,東芝當年做白色家電年營收最高達4000億人民幣。但泡沫經濟崩潰後,東芝逐漸退出了電視和白色家電行業,相關技術轉讓給了中國的海信和美的。

如今中國的白色家電市場,幾乎被美的、格力、海爾等掌控。日本企業全面大潰敗,我們已很難尋覓東芝、索尼等日本品牌的身影。不過,據東芝能源系統社長介紹,2017年東芝的營收達到2400億人民幣,利潤40億人民幣。預計到2019年,東芝的年營收就會恢復到3000億人民幣或更高。

他向來考察的中國企業家介紹,那幾年企業困難時幾乎年年虧損,所以必須痛下決心把家電業轉出去。其實日本諸如松下、日立這些巨頭已轉型成功。轉型慢了一步的夏普遇到了問題,被富士康的郭台銘收購了;索尼轉型不夠堅決還處於不穩定狀態。

從規模上來看,東芝的營收規模不如巔峰時期,終端市場的統治力被大大削弱。但是,東芝何以起死回生、扭虧為盈?剝離了家電業務,如今的東芝靠什麼生存?

東芝完全退出白色家電後,進入大型核電、新能源和氫燃料電池電站業務領域,而核電業務因福島核泄漏使東芝雪上加霜,但他們積極向海外擴張,在海外市場中站穩了腳跟。這得益於東芝多年國際市場的運營管理經驗。目前,支撐東芝的核心業務是全球化布局的上游重工業務以及核電、新能源、氫燃料電池技術。這樣的東芝不再為人熟知,也沒有當年的體量,但重工技術的底子更加厚實。

在前端市場消失,在上游市場站穩腳跟。東芝的成功轉型,幾乎是日本經濟轉型升級的縮影。從2000年開始,遭遇泡沫經濟打擊、在終端市場上敗退的日本企業,開始往兩個路徑轉型:

一是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型——採取收縮戰略,推行瘦身革命,剝離家電、電子等終端及虧損業務,向上游核心技術及重工技術領域轉型,注重現金流、利潤率以及技術掌控力。

二是從國內市場再次向國際市場轉移——這是二戰後日本從第一次全球化產業轉移向第二次全球化產業轉移邁進,採取有效布局策略,深耕工業級技術及商務級服務的國際市場。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快速增長,電子產業抓住技術革命良機快速崛起。日本的電子錶、電子遊戲機、彩電、冰箱、空調、功能型手機等白色家電和電子產品風靡全球。當時,中國進口最多的家電便是日本家電。

但是,1990年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不少企業陷入經營困境。中國海爾、格力、美的、海信等家電企業憑藉性價比優勢逐漸搶佔中國市場,松下、東芝等日企逐漸在終端市場黯然退出。韓國三星、LG崛起,取代索尼、夏普成為全球最大的彩電供應商。

在互聯網及信息技術領域,日本電子產業錯過了向數字化、網路化、智能化轉型的最佳時機。美國微軟、谷歌、蘋果、英特爾、高通等牢牢掌握技術標準和控制權。

最近三十年日本家電及電子產業幾乎面臨絕境,前有美國科技企業壓制,後有中國廉價產品大舉搶佔,還有後來居上的韓國技術襲擊。

整個1990年代日本企業陷入艱難、猶豫的境地,市場規模及利潤都大幅度下滑,甚至陷入虧損。2003年,索尼巨虧的財報一公布,立即重創日經指數,引發了「索尼震撼」。

索尼危機引發了強烈的市場反響,日本企業非常悲觀,國民陷入焦慮和彷徨。泡沫危機已過去十多年,日本依然還在泥潭之中。當時,「消失的十年」言論在日本乃至全球都廣為流傳。

不過,所謂「窮則思變」,日本企業界開啟了大反思、大變革,索尼提出復興計劃,東芝、松下等紛紛剝離家電業務,豐田、本田大力向國際市場拓展。

他們都向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領域轉型,不少企業從B2C領域轉到B2B領域。松下從家電,擴展至汽車電子、住宅能源、商務解決方案等領域;夏普轉向健康醫療、機器人、智能住宅、汽車、空氣安全技術領域;東芝進入大型核電、新能源和氫燃料電池電站業務領域。

經過十年努力,不少企業都已經扭虧為盈,業務穩步復甦,技術更加紮實。但最不穩定的卻是索尼。

索尼擁有龐大的終端市場業務,產品覆蓋電視機、手機、遊戲機、音像、電腦等。這家公司雖然高喊復興計劃,試圖大刀闊斧地改革,但是始終無法放棄終端市場,沒能堅決地向上游技術領域轉型。

2001年索尼與愛立信合資推出索愛手機。當時索愛手機,因設計時尚、音樂及拍照功能出色,受到市場的喜愛。但是,風靡一時的索愛手機,無法與諾基亞抗衡,又錯過了智能手機良機,很快衰落。2011年,索尼以10.5億歐元收購愛立信持有的50%股份,至此索愛又變成了索尼,但無力回天。

電視業務是索尼的根據地,索尼一直不肯放棄這塊市場。在豪賭等離子電視失敗後,索尼於2011年才對電視業務實施瘦身計劃。索尼削減了大量的電視機產品型號以及財務預算,卻錯誤地將上游技術業務剝離。索尼以9.4億美元,將與三星共同投資的S-LCD面板公司的50%股權出售給三星;2012年5月,索尼退出與夏普共同合資的面板企業。

2013年,索尼營收同比增加14.3%,卻虧損12.5億美元。從2002年至今,索尼的轉型不算成功,營收及利潤一直不穩定。

當年,松下CEO津賀一宏在看過索尼的CES展台後說:「如今誰都能做電視機,但智能手機也會出現這種情況。不只是電視機。」

這句話道出了索尼的問題,也說出了日本企業轉型的大勢。

在當時,隨著家電及電子技術的普及,日本企業的位置極為尷尬,成本優勢上不如中國,尖端技術及金融優勢不如美國。所以,陷入盈利困境的日本企業最佳選擇是剝離終端業務。

2002年,松下已連續兩年虧損,這直接導致松下前任社長大坪文雄的下台和松下從紐交所退市(2013年)。不過,津賀一宏臨危受命接任社長。

津賀一宏果斷放棄連續投資了12年的等離子電視業務,對集團業務進行大規模重組。津賀一宏砍掉了不少家電終端業務,改革後的松下集團分設住宅設備機器、環境方案、汽車電子和機電系統以及互聯解決方案四大公司。

2013年,松下扭虧為盈,實現凈利潤將近12億美元。此後,松下在津賀一宏領導下成功轉型、平穩發展。

2018年,松下營業收入和利潤分別達到7.98萬億日元和3800億日元。這是松下最近七年來最好成績。

如今,家電事業部門收入規模依然最大,佔據松下總收入的32%。但是,津賀一宏明確表示,傳統家電業務已見頂。松下在戰略上大力發展汽車電子和機電系統領域,這一業務規模已佔總收入的29%。在這項業務上,松下與特斯拉共同投資了動力電池工廠。

另外,環境領域,尤其是節能、環保及安全技術,是松下發展的重點。津賀一宏稱,為了解決環境問題,預計各國在氫氣、水、空氣三個領域的投資,到2030年達到100兆日元的規模。

日本企業從大眾視野中逐漸退出後,逐漸向上游技術產業轉型。如今,夏普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鋰離子電池,索尼的攝像頭,旭硝子的面板玻璃,這些核心技術及部件隱藏在各個品牌的智能手機、超大屏幕電視、平板電腦、電動汽車等裡面。

在經濟蕭條的逼迫下,不僅是家電及電子企業,還有不少其它日企,都加強了上游及核心技術的投資。

例如,日立較早向商用領域轉型,如今智能電網、電梯等基礎設備業績平穩增長,同時,日立的核電技術水平較高。又如,三菱發力於氫燃料電池,豐田的氫燃料電池汽車逐漸步入商業化。日本企業在大型的太陽能-制氫-燃料電池發電領域積累了相當的技術,商業化潛力巨大。幾經波折的索尼,在參股奧林巴斯後,雙方聯合研發醫療內窺鏡,已在該領域佔據全球80%-90%的市場份額。

近些年,日本機器人在全球國際展會中大放異彩。日本在全球產業機器人市場中所佔份額已經超過50%。日本安川電機原來是馬達、發動機的生產商,現在已轉型成為全球四大機器人企業之一。其主要機器人產品包括焊接、點焊、噴塗、組裝等各種工業機器人,主要用於汽車、電機和半導體生產等。

這些年,日本機器人產業已從工業機器人,向服務機器人擴展,以適應老齡化社會的需求。安川擁有機器人伺服器等核心技術,安川電機還在發展用於醫院等領域的服務機器人。

在七八十年代,受石油危機及美日貿易戰影響,日本成功從煤炭、鋼鐵、石化、造船等重工產業,向汽車、半導體、通用機械、家電、電子等產業轉移。日本家電及電子霸佔終端市場,一直延續到泡沫危機之後的90年代。

隨著經濟蕭條持續,新興國家崛起,日本企業被迫向上游及核心領域轉型。如今,日本企業告別了終端家電、電子市場,在商用領域的大型核電、新能源、氫燃料電池、電力電網、醫療技術、能源存儲技術、生物科技、機器人研發及高精軟方面等建立全球競爭優勢。

日本企業的轉型軌跡,是日本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之路,技術迭代之路。

產業上游領域的核心技術,乃國之重器。核電、晶元、精密製造、生物科技、氫燃料、新能源、機器人等等,才是一個產業技術的關鍵,一個國家的命脈所在。

當人口紅利消失,全球技術紅利吃盡,競爭倒逼走向上游核心技術及基礎科學領域,依靠自力更生、自主研發,也就成為了必然趨勢。

縱觀全球,德國的西門子、博世、巴伐利亞、蒂森克虜伯、德馬吉森精機、大陸集團、舍弗勒集團,以及美國的AT&T、IBM、英特爾、威瑞森、惠普、甲骨文、思科、通用電氣、亞馬遜、谷歌、蘋果、康卡斯特,都掌握了上游核心技術。不同的是,強大的美國企業上下游通吃。

從2000年之後,日本經濟增加值雖然沒有顯著提高,但是日本企業在全世界範圍內,幾乎掌控著全產業的上游核心技術。日本在工業前沿的十幾個領域穩居前三名,在科技界連續十八年每年都有諾貝爾獎得主。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相比,日本企業的營收規模或許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日本的技術實力更強勁、底蘊更深厚。

如今的日本,是一個真正掌控全球核心技術的國家。

這是一種結構性的變化,也是一種國家競爭力的提升。

02

本土化水分,國際化乾貨

第一部分從企業內部轉型升級的角度,透視日本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這部分則聚焦泡沫危機前後和美日貿易戰背景下的日本對外戰略。

1982年以國際化為特色的中曾根康弘成為首相,他提出日本的國際化戰略,試圖讓日元升值,幫助日本企業走向國際,在海外市場進行大規模收購和擴張,促進日本產業結構調整,形成國際化經濟格局。

日本為什麼要提出國際化戰略呢?

當時大致有以下幾點考慮:

一是隨著國內勞動力及土地價格上漲,人口紅利消失,國內市場飽和,低端產能嚴重過剩,日本政府開始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希望把一些低端製造業轉移到海外,優化全球資產配置,促進技術產業迭代升級。

二是二戰之後,在產業政策扶植下,日本經濟及企業在低匯率及相對封閉的市場保護下快速興起。在七八十年代,伴隨著經濟進步,日本民族情緒水漲船高,試圖邁向國際一展身手。

三是日美貿易戰持續深入,美國迫使日本紡織、鋼鐵、汽車、金融、電子等領域開放市場。

與其被動開放,不如有節奏地主動開放。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國際化戰略,甚至主動提高日元匯率,幫助日本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擴張。

所以,在民族自信心和國際化戰略的驅動下,在日元升值上,美日之間達成了默契,這就有了1985年的五國廣場協議。

親身參與了廣場會議報道的日經新聞記者瀧田洋一於2006年出版了《日美貨幣談判——內幕20年》一書,詳細地還原了當時日本的民族心態和國家戰略。

關於廣場協議,是否存在美國霸權或陰謀,這個很難定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存在陽謀,美國佔據了主動權。有以下幾個信息值得關註:

一是1980年前後,美國保羅·沃爾克掌管美聯儲期間,為了控制持續多年的高通脹,在短時間內大幅度提高美元利率,這導致美元對外快速升值,美元嚴重高估。

1982年後,美國擺脫了滯脹危機,大量國際資本流入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陷入美元通縮,美國政府及貿易赤字持續擴大。五個國家受不了了,決定共同協商調整國際匯率,提高其他四國貨幣價格,以壓低美元匯價。這是廣場協議的國際背景。

根據威廉·西爾伯的《力挽狂瀾》一書描述,當時沃爾克及美聯儲並不希望美元貶值太多,主導這次美元貶值的主要是里根政府的財政部。當時里根總統已連任,為了扭轉赤字,他希望利率下降,但掌管美聯儲的沃爾克擔心通脹反彈拒不接受。於是,里根指派財長貝克降低美元匯率以達到目的。這是廣場協議的美國政治背景。

二是日本主動提出提高日元匯率。

根據1995年日本經濟刊物《經濟學人》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日本財長竹下登承認,是他主動提議召開這次廣場會議,而非美國財長貝克。在廣場會議上,竹下登表示日本願意協助美國採取入市干預的手段,以壓低美元匯價,甚至說「日元升值20%,OK」。

在協議發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就有記者提問:「日本為什麼會容忍日元升值?」

竹下登打趣地回答:「因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與「升」在日語中同音)。

後來,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和日本大藏省副相行天豐雄,共同撰寫了《時運變遷》一書,詳實地回憶了這段歷史,描述了日本與美國在日元升值上的共識。

三是廣場協議簽訂後,各國開始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國際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美國很快受不了了。

到1986年末,美國對外凈債務總額達2636億美元,已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美元貶值並沒有改善美國的貿易收支,相反貿易赤字進一步擴大。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叫時滯效應。

廣場協議簽訂不到一年半時間,即1987年2月,美國、日本、德國等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巴黎的盧浮宮達成協議,一致同意七個國家共同合作干預外匯市場,保持美元匯率在當時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此次會議協議史稱「盧浮宮協議」。此後幾年,國際匯率包括日元對美元保持相對穩定。

所以,廣場協議的簽訂,並不是簡單的「貨幣戰爭式」演繹的匯率狙擊。它包含當時美元被高估,迫切需要改變國際匯率混亂的客觀要求,也包含五國利益博弈,美元霸權主導的殘酷現實,還包含日本主動求變,以日元升值支持國際化戰略。

日本這次國際化戰略,成敗幾何?

實際上,19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在日元升值和國際化戰略的推動下,日本開啟了全球化投資、收購門閥,將大量資金和大型製造業轉移到海外,這是日本戰後第一次全球化產業大轉移。

日本的國際化戰略本身沒有問題,也幾乎是日本唯一的戰略選擇。日本的泡沫經濟問題,不在戰略上,而是策略及執行上。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英鎊、馬克、法郎同時對美元升值,但日本政府及貨幣當局在當時「米德衝突」之下執行了錯誤的貨幣政策。

當時,日元升值,日本邁向國際化市場,日本政府缺乏開放經濟體下管理市場的經驗。他們高估了日元升值對本土製造業及出口的打擊,同時低估了貨幣擴張對金融市場的衝擊。

為了減輕國內製造企業抵禦日元升值帶來的成本壓力,日本貨幣當局下調了利率,以更多的流動性支持日本企業。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大量的貨幣並未流入製造業,而是進入房地產及金融市場,逐漸推高房地產泡沫。

美國要求日元升值的同時,加大對美國商品的進口,以縮小美對日的貿易逆差。但是日本政府的策略是,不希望拿出外匯儲備來直接採購美國商品,而是通過降低利率,貨幣擴張,釋放更多的貨幣加大進口(當時日本外匯和匯率非完全市場化)。如此進一步釋放流動性,推高房價,助長炒房投機。

另外,日元固定對美元升值,導致大量國際熱錢流入日本投機市場。這對日本房地產及金融市場來說,無疑是推波助瀾。

幾個因素疊加,從1985年到1990年,短短几年內,日本房地產及股票價格暴漲。到1990年,資產泡沫危機一觸即發。此時,日本央行意識到危險,快速提高利率,市場立即陷入流動性危機,日經指數暴跌,樓市崩盤,日本經濟泡沫破滅。

我們回過頭再來看看日本全球化的情況。

當時日本企業藉助日元升值的浪潮,對美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和收購。他們買下了美國的土地、礦山、農場、工廠、企業、銀行、旅館、摩天大樓、商業中心、高爾夫球場以及大半個好萊塢等。

1989年10月,日本泡沫經濟達到鼎盛時期,日本三菱以8.46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洛克菲勒中心的擁有者洛克菲勒集團51%的股權,從而取得了洛克菲勒中心的控制權。美國報紙刊登大幅漫畫是豐田汽車從天而降,漫畫名字叫「虎、虎、虎」!這正是日本偷襲珍珠港投彈的暗語。

日本人的「買、買、買」,令美國人大為震驚,也令日本本土民族情緒爆棚。當時,很多日本人認為,買下美國,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而且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

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國內資產受到擠泡沫、去槓桿的嚴重打壓,企業長時間沒有緩過神來。日本企業經歷了十年左右的掙扎、彷徨,全球化戰略大幅度回撤。

但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並迅速波及日本本土市場。退無可退的日本企業重拾全球化擴張之路,將包括製造業、物流業等在內的產業外移,形成了第二次產業大規模戰略轉移。

2000年以後,日本企業對海外的收購數量和單筆的金額,遠遠高於80年代的對外收購。日本歷史上金額最大的10個跨國收購案子,都是2000年以後發生的,日本企業開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跨國企業。

怎麼評價這兩次產業大轉移?

1980年代,日本經濟乘著日元升值的東風,向全球大肆擴張,實現了第一次產業全球化大轉移、大布局。這次大轉移,帶著巨大的泡沫以及野蠻生長的衝動。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很多國外產業,被迫低價出售,大有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態勢。不過,這次大轉移給日後的國際化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以汽車業為例。日美兩國政府從1979年開始圍繞汽車貿易問題進行談判,美國強烈要求日本對美實行自願出口限制、日本汽車廠家到美國投資設廠以及開放日本的汽車市場等。

從1982年開始,在日美貿易戰和日本國際化戰略的背景下,豐田、日產、本田、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車公司,相繼在美國投資生產。

開始時,日本企業遭受不小壓力,成本增加,規模銳減。但日本車企還是頑強地在美國生存下來,並逐步建立競爭優勢。日本在美國本地生產的汽車數量,從1983年6萬輛、1984年24萬輛、1985年36萬輛猛增至1987年74萬輛、1988年89萬輛、1989年125萬輛。

這次被動或主動的國際化,雖然艱難甚至兇險,卻倒逼豐田、本田、日產、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車公司成長為一家家國際化的汽企。美國原三大車企只剩下兩家,豐田一度超過通用成為全球第一大車企,且具有相當的技術競爭力。

2000年之後,日本開啟了第二次全球化大浪潮。這次全球化促使日本海外資產大規模增長,總資產甚至超過日本本土GDP總量。

2001年,日本海外總資產達到2.9萬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經濟規模的75%;海外凈資產1.5萬億美元。2011年,日本的海外資產和海外產業相當於日本本土的1.8倍。其中,日本三井物產、三菱商事等七大綜合商社在2011年對外投資總額達397.5億美元,大幅超過歷史峰值293.8億美元。

這兩次全球化大布局,鑄就了現在日本龐大的離岸經濟。

很多人說,日本在海外還藏著大約兩個「日本」的經濟體量。這說明日本沒有衰落。其實,這種觀點並不成立。因為日本在海外有資產,美國、歐盟在日本也有資產,資產規模之間有抵消。

日本龐大的離岸經濟能說明什麼?

日本企業向上游核心技術領域轉型,說明日本在產業結構上優化。日本企業向國際擴張,形成龐大的離岸經濟,說明日本經濟國際布局上得到優化。

如今的日本,是亞洲唯一深度全球化的經濟體,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發達國家。

日本從一個本土經濟大國,轉變為一個全球化的經濟強國。從規模上看,日本是萎縮了,但從質量上看,這是一個完全不同量級的比較。

一個全球化發達經濟體至少具備三種意義:

一是企業從本土企業晉陞為跨國企業,這是一種質的飛躍。

跨國企業具備全球採購、生產、投資、資產配置以及國際化管理的能力,具有更強的國際資源整合能力,以及應對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

過去的企業在日本本土設廠、生產,然後出口到美國、歐盟。如今的跨國企業在美國設廠、投資以及資產管理。失去了國內市場的保護,與歐美企業同台競爭,反過來提升了豐田、日立、三菱等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是全球化開放經濟體下,日本的資產得到國際市場的檢驗。

這一點極為關鍵。從GDP、產業規模、企業營收等任何一個數量指標來看,日本在過去三十年幾乎沒有增長。從這個角度來說,日本依然還在經濟蕭條之中。

但是,有一個前提容易被人忽略。30年前的日本經濟屬於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其經濟規模、產值,具有相當的水分和泡沫。當時的日本是「虛胖」,實際上沒有這麼大的規模。

如今日本是一個全球開放經濟體,日本的房產、股票、債券以及金融資產,都在國際市場自由競爭中被重新估價。如今的資產規模,是被擠過水分的,是相對真實的。所以,表面上日本的經濟規模沒有增長,但真實資產實際上在增加,同時真實的競爭力也在增強。

就像同是150斤的人,一個病態虛胖,一個精幹強壯,真實實力其實完全不同。這其實就是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完成蛻變。國際競爭給日本經濟去泡沫,倒逼核心技術、國際化運營管理等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三是從貿易國際化向要素國際化、金融國際化,從互補型貿易向重疊型貿易轉變。

二戰之後,尤其是1970年代開始,跨國公司崛起,國際投資興起,互聯網及計算機浪潮,三股強大的勢能推動經濟全球化,從貿易國際化向要素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轉變。

一方面經濟全球化風格大切換,日本企業不得不順應大勢,從對外貿易轉變為走向海外投資、設廠以及資產管理;另一方面,互補型貿易引發美日貿易摩擦日益尖銳,日本跨國企業推動美日貿易向重疊型貿易轉變,極大地縮小了國際交易成本。

日本車企在美國投資建廠後,本土生產數量日益增加。同時,日本對美國出口汽車數量明顯下降,從1986年343萬輛開始逐年遞減到1989年的243萬輛。

如今日本的跨國公司不再是本土生產及貿易公司,而是全球要素配置公司,在美國、歐盟管理著規模龐大的資產。

日本,作為亞洲最強的全球化國家,其國內依然保持著獨特的民族文化。日本的國際化成就了這種自信,還是封閉保護了它的文化?

在泡沫危機之下,日美貿易戰加持,韓國、中國強勢追趕,日本企業及經濟對內轉型升級,對外競爭求生。日本企業及社會失去了很多,如今不少企業仍再難回巔峰,工薪階層承受著全球最大的加班壓力。這一殘酷的磨礪過程,算是對過去暢飲泡沫的一種懲罰。喝下去,拉出來了,才算度過劫難。

如果要問,日本在泡沫危機中失去了什麼?日本最重要的失去不是GDP增長,而是百年一遇的信息技術革命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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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科研計劃,經濟制度改革

日本企業及經濟對內轉型升級,以及對外求生,都離不開政府的兩大政策及改革:

一是《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二是金融及經濟制度改革。

掌握核心技術,不是請客吃飯那麼簡單。

日本擁有重視教育及科研的傳統。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日元鈔票上不再印天皇,光榮上榜的有日本教育之父福澤諭吉、女作家樋口一葉、生物學家野口英世、文學家夏目漱石。從1990年起日本對研發的投入佔GDP的比重在發達國家中便是最高的,到了2015年更是接近政府財政收入的3.5%。

不過,在泡沫崩潰後,由於資產和市場萎縮,企業在技術投資方面遭受打擊。在經歷1990年代的低迷、摸索和徘徊期後,日本政府開始大力支持科技研發,日本企業也加快了技術迭代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重點扶植基礎科學及核心技術。1990年代開始,日本企業已經吃盡了全球技術紅利,企業競爭逐步轉向核心技術及基礎科學領域。

為了打破基礎科研的瓶頸,日本政府於1995年制定了第一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提出側重增加有競爭力課題所需經費和培養1萬個課題研究青年負責人。

2000年日本政府制定第二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提出「未來50年獲得30個諾貝爾獎」的宏偉目標時,世界輿論曾一片嘩然。近些年來,平均每年一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速度誕生。

在第三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06—2010)中,日本政府把重視人才培養作為基本理念,強調將研發投資重點從「物」轉移到「人」上來,在發展科研基礎設施的同時,吸引和培養國內外一流科技人才。

2011至2015年實施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時,日本政府將加強基礎研究與人才培養比作「車之兩輪」,強調以此實現可持續增長和社會發展,並提出著重培養具有獨創性的優秀研究人才。

2015 年,日本政府的科技投入約 3.4 萬億日元,大部分流向公共科研機構和大學。國立、公立大學支出研發經費 1.77 萬億日元,國立、公立及獨立行政法人科研機構支出 1.45 萬億日元。

日本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每年保持在20%左右的增長,與美國相差不大。日本大學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占預算的50%以上。

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對基礎科研的支持,與日本企業轉型升級的方向一致。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投入,與企業向上游核心技術轉移形成合力。

日本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投入,以及企業向核心技術轉型,為什麼沒有帶來經濟規模遞增?

這裡存在一個未知因素是,技術可能帶來了規模效應,但依然還沒有超過過去泡沫經濟的規模,因此感覺不到技術進步帶來的規模遞增。

另外一個原因是,技術累積的過程,規模遞增並不明顯。比如美國汽車產業早已進入市場飽和狀態,在過去20年銷售規模都沒有明顯增加,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還大幅度坍縮。但是,汽車技術一直都在進步,比如舒適度、安全性能、駕駛體驗等方面。但這些技術累積不足以觸發汽車產業的技術革命,因此整個產業規模沒有遞增。若無人駕駛技術爆發革命,汽車產業則會迎來規模遞增效應。

所以,技術進步帶來的規模遞增並不是平滑的,而是波浪式的、脈衝式的。

日本這輪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大多數都走向了技術縱深領域,甚至基礎科學。基礎科研需要長時間的累計和大規模的投入,目前日本不少技術還處於累積階段,尚未商用量產。

例如,日本打算將機器人技術廣泛應用於養老市場,家用機器人提供更好的養老服務。當前,日本老齡化嚴重,1.27億人口中,每4個人就有1個是65歲以上老人,養老看護需求迅速擴大。

運用機械外骨骼技術,可以研發出病人和老年人「穿戴」的機械外衣,用以輔助病人和虛弱老人行走活動;運用人工智慧和動力設備改造老人常用的購物小車,可以使購物車能夠自行伴隨老人活動,甚至輔助老人行走;家中的看護機器人還可以通過視頻監控、智能識別和分析系統,判斷出老人是否跌倒摔傷或突犯疾病,並且立即通知醫護人員。

日本的老齡化正在倒逼技術革新。目前,日本維持極低的生育率,但生命質量比較高。日本是全球人均壽命最長的國家,也是生命質量最高的國家之一。

日本政府對基礎科學的長時間投入,以及轉型的企業在上游核心技術的積累,到某一技術臨界點或迎來規模遞增效應。

除了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外,日本還對金融及相關經濟制度進行了大面積改革。日本學界及政界在反思經濟泡沫危機時發現,日本這套金融及經濟制度難以適應國際競爭、國際匯率的變化,以至於方寸大亂、患得患失,最終釀成不可挽回的危機。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就建立比較完善的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二戰後,日本接受了美國的改造,其中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取了很大的進步。但是,一直到1990年代,日本的制度都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這與日本相對封閉的文化傳統有關。

日本學者調侃這套制度為1940年體制。1996年橋本龍太郎內閣誕生,開始著手改革。1998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中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1996-2010年左右日本實施了一系列的法律修訂,其結果是幾乎修改了所有的法律。

修改的方向和藍本明顯是美國的體系,其中包括引入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日本這次制度改革,讓自己國家成為了一個在制度上距離歐美國家更加接近的國家,被一些學者稱為明治維新以來的第三次開國。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主要源於金融體系。金融政策失誤製造了金融泡沫,大量企業、資金、個人瘋狂投機炒樓,導致資金空轉,經濟空虛,技術荒廢。

所以,這次改革首當其衝是金融制度,日本政府提出的是金融大爆炸改革。這是模仿上世紀80年代後期英國的資本市場改革。提出建設「free fair global」的東京金融市場的口號。

1997年日本通過了修訂的《日本銀行法》,該法案是日本規範央行的方案,1942年成立以來就沒有修改過。1998年通過了《關於為了整備金融系統改革相關法律的法案》。2001年,《司法制度改革推進法》頒布。

日本改革了二戰後60年基本未變動的司法體系。2005年,日本把原來分散在商法、有限公司法等法律中的內容摘出來,形成了公司法並在2006年開始實施。2006年,修改之前的《證券交易法》為《金融商品交易法》。

1997年以後,幾乎所有金融相關的法律如《保險法》、《保險業法》、《信託法》、《信託業法》等都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修改法律的同時,日本也在大力推進金融業整合。1945年以後,日本形成了著名的六大財閥,分別為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勸業,這六大財閥的核心企業為銀行和綜合商社。

1996年,日本的財閥銀行三菱銀行和外匯專業銀行東京銀行合併,成為當時資產規模全世界第一大銀行,拉開了日本銀行業整合的序幕。

2000年,第一勸業銀行、富士銀行、日本興業銀行宣布合併,成立瑞穗金融控股集團。

2001年,櫻花銀行和住友銀行宣布合併。2001年,三和銀行和東海銀行等合併,成立了UFJ控股。2006年,東京三菱銀行和UFJ合併,成立三菱東京UFJ金融控股。

日本的財產保險行業也發生了大規模的企業合併,形成了三大財產保險集團。

2004年,東京海上火災保險和日動火災海上保險合併。2010年,日本財產保險公司和日本興亞財產保險公司合併。2001年,三井海上火災保險和住友海上火災保險合併。

不僅僅是金融行業,鋼鐵行業方面,2012年新日本制鐵和住友金融宣布合併。2002年,日本鋼管和川崎制鐵合併成立JFE集團。

日本政府通過合併形成大規模集團,不擔心壟斷、內幕交易、削弱競爭、阻礙創新嗎?

這就是上面修改的法律所要起到的監管作用。另外,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監督廳。金融監管廳成立,強化了金融監管,打破了二戰後形成的「護送船團方式」的金融體制。

所謂「護送船團方式」,就是不允許有發展過快或者破產的金融機構,即「大而不倒」。

1997年11月日本四大證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證券,日本大型銀行之一的北海道托殖銀行宣告破產。這兩家大型金融機構的破產,終結了「護送船團方式」,二戰後的舊金融體制崩潰,一個更加強化經營效率和風險監管的新制度誕生。

日本執著於金融體制改革的另外一個原因是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日本在家門口看到東南亞國家因金融體系的脆性而爆發了一場巨大的災難,並波及到自己。金融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是日本走出經濟衰退,完成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內在基礎。

歷經泡沫經濟之後,日本從一個青澀、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蛻變為穩重、厚重的中年人。如今的日本在規模上不能過去相提並論,甚至機床、半導體、化工、電子等重要領域也滑坡。但是,我們看到一個巨大的泡沫退去,無數種核心技術的回歸。一面是規模的縮小,一面是結構的優化、質量的提升。

這一蛻變如浴火重生,痛苦但也必須承受。如今我們看到的日本:一個去除1980年代的驕傲與浮躁,更加踏實、低調、沉穩、韜光養晦的日本;一個正在從傳統的封閉、刻板走向開放、合作的日本;一個上游核心技術底蘊更加深厚、更加全球化的日本。

平成三十年,櫻花落盡,默語重生。

參考文獻:

【1】吃驚之後看日本,宋志平,中國財富網;

【2】轉型得與失——「結構主義 · 轉型為鑒」系列之日本篇,長江宏觀;

【3】時運變遷,保羅·沃爾克,行天豐雄,於傑譯,中信出版社;

【4】保羅·沃爾克|半世風雲,一蓑煙雨,清和,智本社;

【5】拐點經濟學(音頻課程),清和,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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