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座谈会新亮相的两位经济学家:他们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作者 | 金羊毛工作坊

◎来源| 金羊毛工作坊(goldenfleece21) 已获授权

总理专家学者企业界座谈会一季度一次,但新年开场这一次尤为重要,总结刚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定调新一年宏观政策基调,同时又为春节后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预热,其沟通市场和预期引导的地位尤为吃重。

1月15日的专家座谈会,两位经济学者——余永定,陶冬(一位是体制内智囊,一位是外资行大首席);一位法学学者(马怀德,曾为政治局授课);企业家代表里,新经济的代表马云,旧经济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代表中国一重董事长刘明忠,新型基建——人工智能的代表寒武纪陈天石。

选择什么样的专家也微妙地反映了决策者的一些想法。我们先看看今天的两位经济学家——余永定和陶冬。

余永定的观点很鲜明,从新华社的新闻通稿也可看出,他的发言主题就是《保持经济必要增速》,这与他近期观点是一致的。最近余在多个场合表明了他的观点——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中国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此他呼吁宏观政策取向上,中国需财政、货币双扩张,同时,汇率、房价不应束缚央行。

作为宏观经济学家,余永定只对他的专业判断负责。上一次他呼吁政府需要大规模财政扩张还是2014年年底,当时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50多个月的PPI负增长通缩阴影笼罩上空。2017年底,供给侧改革让中国拉出了通缩陷阱,煤炭钢铁价格企稳回升,企业恢复盈利,中国经济当时表现出来的良好状态让很多人惊呼新周期来了,但余永定给的判断很冷静,他指出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呈现出L型增长成功筑底,2018年中国经济将伴随着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下行而下行,当时他便提出货币政策应当适度放松。

事后看,余永定对短期经济走势的判断有高度预见性。这回他再次喊出2019年中国应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点与官方“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政策表述不谋而合。

余永定的判断源于密切跟踪观测的经济指标已经发出警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但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失速下行。

2018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7年的7.5%降至5.4%,基建投资的下滑是主因,基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高达27%。2018年的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只有3.3%,2017年同期则高达19.8%。

到底什么造成了投资的快速下行(不仅投资,包括消费和出口也在下行)?政策因素,尤其是整顿地方财政纪律以及资管新规等金融严监管是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反思政策得失,然后在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下迅速做出调整应对。这是余永定的逻辑基础。

事实上,关于中国宏观政策取向的争论一直有左右两种观点,背后是如何在短期下行压力与长期结构性转型风险(包括防范金融风险、抑制地产泡沫、控制杠杆率、影子银行和地方债风险等等)之间平衡抉择,余永定代表了更重视短期下行风险的一派。

“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无从谈起。”

除了经济下行,余永定还提醒中国经济面临的通缩风险,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还需要适当的通胀,虽然中国四十年来经济史上通胀多过通缩,但就在两三年前50多个月PPI通缩就在眼前,而远的1990年代末的那场通缩至今令人记忆犹深。

站在短期派对面的则更重视经济的长期结构转型挑战,为了中国经济顺利转型升级,适度牺牲速度是可以的。而为了短期稳增长,货币放水财政刺激效果不佳,2008年的遗祸至深,而在当下的国内市场和学界几乎一提及货币放水,资产泡沫幻象就会让人谈虎色变,2015-2017这一波地产大涨让人心有余悸。

因此,只要地方政府和国企财政软约束等体制性障碍不除,如原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所言,货币放水无非是在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炒来炒去,而中国经济面临房地产与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等多重失衡,一定要学会跟过去告别,告别高杠杆举债债务扩张的老路。

传统观点认为,央行为经济注入了太多流动性,这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的元凶。但是这一观点可能只是部分正确。事实上,房价的剧烈上涨早在央行信用宽松前就出现了。中国房价的涨跌呈现周期性特点,很难确定货币供应和房价涨跌之间的因果关系。完全有理由认为,真正的因果关系是房价上升导致货币供应量上升。房价上升会把大量原本在实体经济中循环的资金吸入资本市场,并在资本市场上自我循环。因此,央行需要加大货币供应量来满足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需求。

目前而言,中国央行不应该仅因担忧房地产泡沫而减少货币供应量。中国CPI目前大约在2%左右,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这两个指标的情况应该会让央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余永定)

余永定坚持他的想法:在经济下行压力面前,不仅货币不必拘泥如此,财政也要敢于打破3%的赤字红线。

——要制止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滑,主要办法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这还是老办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是屡试不爽的。当然,我们2009年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不应该对积极财政政策污名化,特别是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这个方向是对的。

我们没有必要过于顾忌财政赤字率的3%门槛,我们实际定的门槛好像是2.8%。我认为这个门槛设得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要,保持至少6%以上或者6.5%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需要中央政府发债。

余的观点想必在政策制定者那里能找到更多认同者——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力争一季度起好步,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创造良好条件。

相比之下,陶冬在近期博客《政策底VS经济底》中,也表达了相同的忧虑。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会后声明,与过去数年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其中“逆周期”字眼的出现和货币财政政策提法上的变化,显示经济政策基调正在发生改变,2019年的周期性政策进一步放松。

将逆周期操作和稳定总需求升级到经济政策的首要,首先证实经济下行的态势已经引起决策者的深切关注,政策焦点转移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上,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的发展。其次说明2018年中开始的政策微调,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宏观政策轻微放松没能制止经济的下滑。面对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以及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大政策刺激力度,通过增强内需,来稳定经济与信心,为去杠杆、调结构制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笔者相信中国经济的政策底部已经出现,起码在未来两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宽松为基调。

下面是陶冬博客片段——

政策见底是否意味着经济也见底呢?未必。货币政策在2018年中开始逐渐放松。在此之前,强力监管触发了银行表外业务的戏剧性收缩,去杠杆、防风险导致借贷、发债、信托的连环萎缩,企业现金流告急,债务违约事件叠出。

……中国出现了宽货币紧信贷的局面。

银行不愿借贷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进入了下行轨道,在坏账预期之下,金融机构借贷审慎是一种条件发射,是商业行为。银行不愿贷款,企业的借款意欲也不强。除了新经济领域,传统领域的投资正在萎缩,周期性和结构性障碍在放大风险、压迫投资回报,民营投资积极性普遍不强,新经济的多数企业根本不需要银行贷款。第二个原因是,银行贷款审批机制发生了改变。如今审批贷款,赚到钱属于银行,万一出现坏账则审批者终身问责。如此的问责制度,导致风险规避行为,银行宁可坐拥巨额现金,也不愿意冒险放贷。换言之,今天中国的流动性问题不是央行如何宽松,而是银行愿不愿意贷款、债券市场是否活跃,缺少了金融中介,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帮助自然有限,那些得不到资金的企业恰恰又是经济中最弱的一环。

今年(2018)经济走势欠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去杠杆防风险强监管浪潮中,地方投资的资金渠道受到阻截,地方政府主导的PPP项目大多裹足不前。夏季后随着融资政策的松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回暖,建筑机械类订单回涨。不过,此次公共开支的主体中,中央政府占的比重较大,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有改善,但是力度差过前几年。这个的背后,还是问责制度的改变。如今的地方投资所带来的GDP增长,无法为地方官员带来太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万一投资失败,则主管官员也要终身问责,这派生出地方政府怠政。

无论如何,公共财政是未来增长动力的一个亮点。不过政府开支能否替代民间投资,支撑起经济发展,则见仁见智。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时候,政府登高一呼,民营投资揭竿而起,那种盛况今天已经成为记忆。财政刺激不仅需要增加力度,更需要提高效率。2018年的刺激政策,败在乘数效应不足,未来的财政扩张也面临同样的挑战。政府提出减税降费,在笔者看来是增强经济活力的正确做法。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取决于民间投资积极性,而非政府越俎代庖。

房地产市场在中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年中的政策松动,对部分开发商的现金流有帮助,但是房价颓势并未因此受惠,需求开始萎缩,带起买房人悲观的预期。从领先数据到贴近观察,中国房地产投资在2019年上半年可能出现较大的萎缩,但是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政策没有做出大的调整,房子还是被用来住的,不是被用来炒的,暂时看不到全国房市出现一次全面的反弹,当然个别城市政府因应当地情况会作出政策性调整。房价高企,不仅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对营商成本和居民购买力也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但是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不排除房地产政策也出现转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乃是2019年的一大看点。

感谢关注智谷趋势(微信ID:zgtrend)。很多读者还没养成阅读后点赞的习惯,如果觉得智谷做得不错,记得点个赞表示鼓励哦。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