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月前的预判:深圳未来将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由于香港的影响,现在你信了吗

个月前的4月20日,国家还没有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当时,著名的经济学泰斗、84岁高龄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断言:深圳将在未来超越上海,并可以成为全球的一个经济中心。
 
对于这样的论断,当时有人赞同,也有更多的人表示不屑,毕竟与北京和上海相比,深圳既不是首都,也不是直辖市。
 
三四线小城市的发展,往往千姿百态,宛如汪洋大海中的一片浮萍,随缘。但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核心一线城市,它们的发展,却和国家的顶层设计密不可分,它们经历的路径,就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那么,我们先看看在国家没有给予深圳先行示范区定位之前,这位经济学泰斗4个月前的演讲内容,然后再结合国家的最新政策,看看张五常老先生的预测是否值得相信?
 
这篇演讲,不仅仅是讲深圳,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品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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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中国的经济出现放缓有几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但真实的数据不容易掌握。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农业不收税,所以少了一项重要的数据。第二是全国的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并不好统计。第三是几十年来中国都爱用数据指标来考核,所以干部们知道,数据报低有害、报高无弊。
 
2017年,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发表五十周年,美国一些旧同事与旧学生到深圳来开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会议,给老人家打个招呼。
 
在那次会议中,我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脚下的这一片,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我说的夸张吗?似乎夸张。那么,将会实现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
 
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如今实现了;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看起来有些困难,但假以时日,我的推断会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的是,“深”字不在其内。但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却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
 
今天还在继续高速发展的深圳经济,不仅在2018年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
 
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不太好,还剩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个推断不需要改——除非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出现明显失误。


5个月前的预判:深圳未来将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由于香港的影响,现在你信了吗
 张五常


1、与深圳的交往
 
先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48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大哥带我回香港,途中遇上十号风球,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留宿了一晚。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1982年回香港任教职后不久,那已经一别三十四年了。记得罗湖当时有一间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人数差不多上升了一百倍。
 
1988年10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弗老历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现在深圳的发展已经证明他错了。
 
1987年初,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当时毫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可是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后,中国的基建水平就已冠于全球。
 
2、约法三章论中国
 
说起来,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就认识梁尚立。当年十月我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
 
1982年我回港作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希望我能多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要学一下。
 
就跟她约法三章:我可以不说,我可能说错,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从那时到今天,北京上头从来没干预过我说什么,只是下面自作聪明的人无数。
 
1983年的秋天,我在《信报》动笔写后来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跟着的结集是《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过程中査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寻资料的助手。北京上头提供两位,不仅由他们出钱,而且我要在内地考察什么他们立刻处理。不是很舒适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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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温州时,那里的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倾谈到凌晨三时,这位市长叫人拿出纸笔,请我题字。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写下“雁荡奇峰高千尺,尚有温州待我情”。
 
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
 
这解释了为什么我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科斯与王宁2012年出版的《变革中国》有那么大的区别。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我却凭实地考察。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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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价、科技、劳动法
 
回头说深圳,2006年初我见到那里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其图形反映着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得到的启发是:资金的回报是利息,劳动力的回报是工资,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去研发者的收入,就包含进地价里面去了。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已经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无可置疑,自新世纪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都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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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本来因为这个劳动法而变得萧条的东莞,在华为搬迁到那里才见到起色。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因为它有华为、腾*讯、大疆、顺丰等等,走的是科技企业和服务业的路线,所以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比较小。
 
我曾经建议采用以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来退出固定的劳动法,也就是,如果工人与雇主之间有合理的私订合约,可以退出政府的劳动合同法。如果中国的劳动市场采用此法,经济会立刻上升。
 
这是个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回顾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可取的经济政策大多是我们自己想出来,对经济为祸不浅的政策一律是从国外照抄回来的。新的《劳动合同法》也难避免。
 
有些部门的专家崇洋媚外明显,但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复杂呢?我想到的一个答案是,改革开放后,各类利益团体也增加了不少。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得有看头的国家必定会遇到的沙石。
 
4、东莞的存在对深圳具有决定性
 
地理形势非常好当然也是深圳发展得有看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东莞就在隔壁,东莞的制造业。
 
东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区,不是温州那样专于小商品,不是苏州工业园那样名牌满布,不是阳江那样专于一两项行业。东莞(某程度上也要算进惠州)是无数种产品都可以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我认识不少在东莞设厂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个造玩具,一个造模具,一个造餐具,一个造展出架。他们做得辛苦,但从他们那里知道,在东莞,厂与厂之间,甚至厂与山寨之间互相交易协作的方便程度,是我平生仅见。
 
我也对昆山这个有名的工业区有点认识,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抛光蜡厂是在昆山。昆山多是台湾客,厂家一般专于自己的名牌,但论到行业的多元化与工作互相交易协作的方便,东莞冠于全球应该没有疑问。
 
我可以肯定地推断深圳未来将会超越美国硅谷,主要是因为,硅谷那里缺少一个像东莞这样水平的制造业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今天,东莞一间工厂专业员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资,大约是美国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东莞的工业最低市价工资是远高于江西与河南等地——要高一倍多。这是地理位置之别使然。
 
5、劳动力工资在国际的比较
 
拿东莞一个制造业员工的最低市场工资和国际比较,东莞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是欧洲先进国家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情况又是反过来的:印度工厂员工的最低工资,只有东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的只有东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的则只有东莞的五分之一。
 
所以,从工业生产的基层劳动力工资看,东莞的水平在国际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喜欢用这个分水岭来衡量国际上工业产出的竞争,很容易分辨出产品的竞争力。
 
目前东莞的工业最低市场工资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而跟发达国家比,有三分之二的宽度差距。如果把这个分水岭强行收窄,中国的工业就会转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
 
我们希望这个宽度差距收窄,但要由宽度差更大的国家——比如越南、印度从下面推上去(越南、印度工资上涨),这样我们在缩小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工资差距时,就不会失去竞争优势。这解释了为什么11年前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得那么厉害,经济学并不是高深学问,只不过能把几个简单原则用出变化的学者凤毛麟角。
 
所以今天的深圳,由于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有着一个重要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会由于员工平均知识素质的提升而逐步减少,换句话说,工作人员的知识素质愈高,深圳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工资差距愈小。当工资水平上升到接近西方国家的程度,企业的成本高企,就会丧失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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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二十世纪的两大商业发明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价值连城的科技发明,皆出自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导致今天盛行的数码科技与产品。其二是双螺旋的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的生物医药发展。二者皆以人多好赚钱。
 
在电子商业这方面,中国做得好,冠于全球没有疑问。朋友们一致说,用电子付账的普及度,中国自成一家,而深圳的项目如速递、网上游戏,什么智能工具、无人机等皆可观——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医疗仪器。从电子协助商业的用途看,因为新增服务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是零,中国因为人多今天占了先机,是理所当然的。
 
困难的是第二项,二十世纪的重要商业——基因的研究带来的医药发展。这方面中国远为困难。这是因为数码商业的佼佼者要足够聪明,但不需要读很多书,二十岁出头也可以是能手。但医药呢?它需要知识积累,要成为世界级的人马,三十年寒窗苦读是起码的要求。
 
这方面,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不少中国的学子在美国学有所成,听说不下三千个,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回归。在生物与医药这些方面我知道得比较多,因为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皆以此为生计,听说今天他俩属世界级人马。
 
从我自己的专业看,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学教育与研究重要,愿意花很多钱,中国的学子够聪明也没有疑问,只是大学的制度办得不好。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科学与文化》的书,作了解释,也作了建议,可惜北京的朋友不重视。
 
8、没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弊
 
深圳的发展是一个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但它确实真实发生了。深圳的有利之处是,在天时地利之外,深圳本土几乎没有深圳人!
 
美国有白人和非白人之分,就有种族歧视,那里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上海虽然说不上有种族歧视,但或多或少的,他们本地人对外来人口有一些排外。而今天的深圳,几乎没有深圳人,歧视或排外的问题不存在,这是一个难得的优胜处。
 
但这个优势带来的不足就是,深圳不仅缺少自己的本地文化,就连中国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类历史上,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经济这么发达而文化尘下的地方。不仅深圳的多间博物馆一律没有看头,那里的音乐厅、剧场等,其层面皆与上海或北京相去甚远!
 
目前看深圳的经济发展,没有排外歧视的优势是高于文化欠奉的弊端的,因为我们见到举世的企业家都跑到深圳来看看究竟是发生着一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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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二十世纪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的时候,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也同意人民币要下一个稳定的锚。但弗老又说,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找到一个交易费用足够低的锚,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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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设想,确定了锚,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其成果会比大家想象的来得快,来得大。这是因为,遍布全球的有点钱的炎黄子孙太多了,足够维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给祖宗一个面子何乐不为?
 
深圳会是个世界级现象吗?应该是。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币推向国际,那不管用什么法门,就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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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老先生虽然人在香港,但是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总是立足于全国,不失偏颇。它上面的演讲,仅仅只是从经济角度去判断深圳的未来,不涉及政治。我们都知道,深圳虽然发展很快,但之前的定位,只是经济特区而已,在政治上,深圳的地位并不高,不但不是直辖市,甚至连省会都不是
 
而现在,深圳的定位已经不仅仅只是经济层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既然叫示范区,那就是要建设成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领头羊,这是一个政治定位,这个定位,是高于直辖市的。
 
这个政治定位,某种程度上深圳要“感谢香港”,因为香港一些事情的出现,也让国家意识到,提高香港对岸的城市——深圳地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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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给深圳的政治定位是:到2035年,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到2050年左右,成为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在之前只有经济定位还没有政治定位的时候,深圳已被张五常老先生断言为全国第一的潜力城市,现在有了这个政治定位,那深圳的未来30年,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必然成为全国的NO.1。
 
抛开经济、科技、教育、民生领域的若干支持政策不谈,看看下面几个具体的措施,我们就能明白这个政治定位绝对不是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要把深圳往领头羊的地位去推进。
 
第一,深圳将承办重大主场外交活动。这是首次,这样的活动,一年下来都没几个,比如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等,以后将逐步让深圳承办。
 
第二,深圳将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也是要让深圳在国际上奠定地位,弥补深圳城市文化发展的短板,后发先至。
 
第三,将推动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落户深圳。毫无疑问,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组织和人员,只要国际组织和机构去深圳扎根了,就自然带来巨大的国际流量。
 
第四,深圳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这显然,粤港澳大湾区的真正核心,就是要在深圳了。
 
第五,深圳将试点深化外汇管理改革。这个改革,正就是张五常先生说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在深圳前海试点逐步放开汇*率管制,真正实现与国际自由对标。曾经,香港是中国大陆通往世界的窗口,未来,深圳将变为这个窗口。
 
4个月前,还有很多人对张五常先生的断言表示不屑,现在,应该不会有人怀疑了。

历史的进程,往往具有蝴蝶效应,看似无关联的某些事情,无意间可以推动历史的巨轮。30年后,曾经的香港废”青”望向对面的深圳,是否会联想到,他们当年无知的街头闹剧,无意间促成了一个全球中心城市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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