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那个随他们一起消逝的年代

◎作者 | 令孤

◎来源| 8字路口(crosseight) 已获授权

197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晚上八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结束后,放了一部片子《三峡传说》,也就是展现三峡风光的纪录片。

四个小时后,时间进入到20世纪8字头年代。

这部纪录片中的一首插曲,成了这个年代到来的信号。它叫《乡恋》,演唱者李谷一。

这首歌写的是西汉美女王昭君,离开家乡宜昌,出塞和亲时,一步一回头,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你的身影 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 我的心中

昨天虽已消逝 分别难相逢

怎能忘记 你的一片深情

……

写歌的老师想让风格洋一点,决定使用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来伴奏。这可难坏了工作人员。因为文革中,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见到就被砸。好不容易才在一个旧仓库里找来几件。

当晚,李谷一温柔婉约的声音,进入到听众的耳朵,一下就火了。之后,还入选了北京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节目,一周七天,每天两次,反复播放。

李谷一成了“大陆的邓丽君”。尽管她还比人家大9岁,两人的共同点是,脸都长得比较宽。适合当家。

但是这首歌的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革命歌曲的激昂张扬,很多人的耳朵受不了。有的人把它听成了骚柔的情歌,心理也受不了。尤其是一些老干部,纷纷站出来反对。

报纸也开始了对《乡恋》的批评,说它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而李谷一的称号也变了,被叫作“黄色歌女”。单位领导给她捎话,让她小心点,否则就另谋高就吧。

李谷一有些闹不明白:

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

让她稍有安慰的是,到各地演出时,总是会听到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喊“乡恋,乡恋”。很多人还写信支持她,每天能收到100多封,装在一个大麻袋里。

一直到了1983年的首届春晚,当时设了个观众点歌环节。晚会一开始,就有人打电话要听《乡恋》。领导心里直喊妈卖批,真是防不胜防呀。但如果点了不播,不是欺骗观众吗?

最后牙一咬,还是播了。也没见闹出啥大事,这首歌才算正式解禁,被誉为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这就是1980年代。它在旧与新、传统与流行、保守与改革的冲突中开始和前进,在激荡的潮水中时起时伏,并将一些人推到了舞台,展现了无数重要的时刻。

如今,那些人,那些事,已慢慢消逝在历史深处,但当年于混沌中泛起的星光,依然明亮。

01

1980年,很多事情都在酝酿、发轫、起步,并在此后发展成一个时代的风潮。

这年9月,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一本叫《武林》的杂志正在筹备,编辑们和江那边的香港联系,想要转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

出现这件事的背景是,前一年,国家体委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这宣告了从1955年起被叫停的中国武术文化和活动,正式解禁,走上重振之路。

1981年7月,《武林》面世,创刊号首印的30万册,很快就脱销了。长期处于肃压气氛中的读者,很快迷恋上金庸笔下快意恩仇的江湖。到了第三期,销量就升到了100万册。

同时起步的还有武侠片。1980年,内地和香港的合拍片《少林寺》,正在全国招募演员,他们需要一批会武术的人。

当时,香港的左翼电影公司,还在延续拍片“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但香港没有兵,有也是英国兵,也没有农民。创作者又不懂工厂的生活,他们就来到内地请教,到底拍啥好。

港办主任廖承志点拨说,中国的武术是全世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比如可以拍拍少林寺嘛。于是,这个项目就上马了。

此时,浙江武术队一个19岁的小伙子听到招聘消息,前去面试。他相貌清奇,年轻时生过一场大病,导致头发和眉毛全部脱落,此后再也没有长出来。

导演一看,当场就相中了。因为剧中正好有一个“秃鹰”的角色,不用化妆就能上场。这个小伙子叫计春华,从此走上演员道路。

更多的文艺,也在此时复兴。这一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了全国优秀短篇曲艺作品评选,夺得第一名的是天津相声演员常宝华创作的《帽子工厂》。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要歌颂新时代,相声失去了讽刺和揭露的精神内核。文革后,终于可以说说心里话了,并且还有现成的对象可骂——四人帮。

《帽子工厂》就是反四人帮的开山之作,批判的是那个年代乱扣帽子的现象,骂的够狠,全国皆知。比如,有这样的对话:

甲 :王“股东”亲自坐镇,张“军师”周密设计,姚“掌柜”广泛宣传, 江“老板”四处推销。

乙: 江青那个老妖婆啊!

甲: 她为了开设“帽子工厂”,绞尽脑汁,精心制作,那真是花样翻新,名目繁多,古今中外,一应俱全。

乙: 都有什么帽子?

甲: 王明库存的旧帽子他们盘点了;林彪那批新帽子他们接管了!又进口一批马拿扒的帽子……乙: 怎么叫“马拿巴”啊?

甲: 戴上这种帽子,马上就能把你的职务扒下来。

因为常宝华是海政文工团的成员,还因此立了二等功。从此,相声进入“黄金十年”。那时候,只要把话筒往台上一摆,下面就是掌声。演员走到哪里,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与相声一起复兴的,还有评书。这年春节,广播里出现了一档评书节目,是单田芳录制的《隋唐演义》,有超过一亿观众收听。

此前,说评书主要是在茶馆里。文革时,单田芳遭批判,牙齿被打掉几颗。复出后,第一次现场表演,讲到三英战吕布时,劲儿使大了,牙套像暗器一样,“噗”一声飞了出去。

全场爆笑。前排的观众赶紧捡回了假牙,拿水冲了冲给他。他戴上后继续说。这时把评书录成广播,就不会有这种尴尬了。

要说那时最流行的评书,还是刘兰芳说的《岳飞传》。因为岳飞是一个被奸臣陷害的爱国英雄,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老干部在文革时被迫害的命运。难怪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一年的5月6日,在海岛上,一位叫李敖的中年人,和小他18岁的明星胡因梦结婚。但3个月零22天后,他们就离婚了。

李敖给了个理由,说他看到胡小姐努着劲拉屎时,他的女神梦破碎了。

这在岛上是大新闻,但内地没几个人知道。李敖的书还是禁书,出不来。他和胡因梦的名字,对多数人都是陌生的。就连胡因梦演的琼瑶的那些小说,也是两年之后才来到内地。

1982年,福建的《海峡》杂志刊登了琼瑶的《我是一片云》。刚刚走出文革梦魇的读者,被她的柔情似水给融化了。到了1986年,在南方地区,就有70%的学生读过她的书。

能出现这些新气象,还要多亏1980年的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变了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也是小平的意思。

文章说: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02

1981年7月18日,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金庸。主要是想通过他在华人圈的影响力,表示大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也就是后来的一国两制。

一见面,小平就说:

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小平说的是1973年,他恢复工作,从江西返回北京后,托人买了一套金庸的书。每天午睡和晚睡前,看上半个小时。因为觉得它不用动脑筋,看得轻松、不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金庸是个有见识的人。1976年小平再次被打倒后,他在报纸上发了篇社论,把小平比作郭靖,预言他会东山再起,重返权力中心。一年后,果然预言得到证实。

在这次会面中,小平问金庸,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答不上来,只能勉强说,各国的社会主义情形各不相同。

小平说:

是呀,没有两个国家是一样的。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

他递给金庸一根熊猫牌香烟。

因为这次会见,金庸的小说算是正式解禁了。此后,大陆出版社一拥而上,出版了几百上千种金庸作品,都成了畅销书。但这些书都没有得到金庸的授权,也没有付给他版权费。

他回到故乡海宁祭祖,有人拿了一本盗版的小说求签名,金庸也没有拒绝,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此书盗版,金庸”。

福建在《海峡》杂志的基础上,成立了海峡文艺出版社,专门出版港台的小说,其中就有金庸的《碧血剑》《连城诀》。

当时,出版社仓库外的货车排起了长队,全国各地的发行人都来熬夜取货。那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电视也很少,又长期被压抑,大家对阅读是太饥渴了。

武侠热的兴起,不只是金庸的作用,还有电影。1982年,《少林寺》上映,票价一毛,最后收获了1.6亿元票房。换算成现在,大概是248亿,是《战狼2》的4倍。

电影和现实完全两样。当时的少林寺,经过破四旧运动,成了座残垣断壁的破庙。

1981年,16岁的安徽少年刘应成上山出家,他看到的景象是,十几个和尚,守着二十多亩地过日子。中午能吃上两个馒头,其余两顿都是玉米糊糊,比没包产到户的农民还惨。

但第二年,随着电影爆红,少林寺也跟着热闹起来。出家的、旅游的、学武的,都扑上了山。当年,游客就增长到70万,1984年达到260万,香火重新燃起,自此不断。

从那时起,少林寺的旅游收入就占到它所在的登封市财政收入的30%以上。九十年代末,又开始按照公司进行运营。现在每年光是门票收入就有三个小目标。

少林寺经营这么成功,还得多靠当年那个小和尚,他后来做了方丈,法号释永信。

他有句名言:

大家都在炒少林寺。好的事情赖在我头上,坏的事情也赖在我头上了。

《少林寺》除了捧红了寺庙和主演李连杰,也让计春华在演艺圈站稳了脚。

但,由于外形上的限制,他演的大都是凶悍的反派,什么段延庆,什么血刀老祖,被称为中国第一反派配角。

有人统计了一下,他纵横影坛多年,一共只演过三个半好人。

反派终归是要死的,所以计春华在影视剧中死过无数回。他安慰自己说:

死是在弘法,是在告诫世人,不要做坏事,做坏事只有死路一条。

武侠故事中可以快意恩仇,到了现实,就没那么简单了。

1982年5月,因为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关系遭遇危机。小平同志很不爽。逼得美国副总统布什飞来北京,和小平单独谈了很久。

布什是中国人的老相识了,早在1974年,两国还没建交,他就担任了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他喜欢带着媳妇,骑着自行车,去逛北京的老胡同。大家称他:“骑自行车的大使”。

一年任期满后,要回国了,小平请他吃饭。在席上,开玩笑问他:你是不是一直都在监视我啊?布什吓了一跳,说,没有。

小平说,即便你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中国也永远欢迎你。

因为这句话,布什很感动,两人成了老铁。这次谈判就派他来。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美国没说立刻停止军售,但答应会逐步减少。并发布了一个联合公报,史称“八一七”公报。

小平之所以不爽,是因为在1980年时,他提出八十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台湾回归。会见金庸,也是为了这个问题。

显然,是没法实现了。

03

1985年,香港无线电视拍摄的《射雕英雄传》,在首播两年后,被引入内地。

只要是能看到电视的地方,大家每天都在等着看。黄日华和翁美玲,成了大陆最早知道的香港明星。

电视剧的主题歌《铁血丹心》,也成了很多人学习粤语的教材。他们用自己认识的字,把歌词抄下来:

一黑完梦齐曾给

桑泪波澜一

抛孩塞西顿扫云

相滚到天宾

……

有个市的电视台突然宣布停播,理由是它导致本市13个县,多少万人的生活、工作、学习陷入了混乱。但停播后,大家联名抗议,社会反而更混乱了,不得不又开始播。

在电视剧的刺激下,金庸的小说销量也暴涨,他的名气在此时走向巅峰。这一年,国家出版局局长给出了金庸小说的总共销售量:4000多万册。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多年后,莫言得了诺贝尔奖,连续多月排名畅销榜第一,他的全集20本起印是600万册。

在流行的同时,武侠小说也被认为对青少年有毒害作用,是早恋、逃学、打架的罪因。《新闻联播》有一期,还特意批评武侠小说的泛滥,就是拿金庸举的例。

爱读金庸小说的,不只是普通老百姓,还有知识分子。比如研究红楼梦的大教授冯其庸就说:

有的朋友问我,为何对金庸小说如此入迷?我简单地答复,那就是一个字:好。

那时,中国的电视正在迅速发展。1982年,第一条从日本引进的彩电生产线投入生产。1985年,电视机产量达到1663万台,仅次于日本,在世界排名第二。

电视机的价格在3000元左右,相对于30多元的中国人月工资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不过,人生可不要比惨,因为永无止境。在当时的城市,每百户人家能拥有电视机17.2台,在乡村是0.8台。

但是,作为有图有真相的新媒介,电视在中国的影响是越来越大。像相声、评书这种声音艺术,都纷纷进入电视,演员们可以露脸了。

1985年,吉林省曲艺家协会,举办了一次全国相声演员评选活动,评出了“十大笑星”,常宝华是其中之一。排名前两位的是马季,和他的弟子姜昆。

两人之所以这么火,多亏春晚。1983年的首届春晚,马季和姜昆是四个主持人之二。那时相声是晚会节目的主力军,两人各自表演了三个相声。不过比不上李谷一,她一人唱了9首歌。

也有相声演员,虽然没有入选十大,但是靠着电视也出了名。这一年,央视拍了部相声剧《破财招灾》,讲的是一个老头“二大伯”,迷上了当时流行的有奖购物,最后被忽悠了。

这是八十年代新兴起的一种销售方式,用摸奖来鼓励大家买东西。就连银行,也用摸奖诱惑大家存钱。有个单位搞得很大,每张奖券两元,奖品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很有吸引力。

很多人去买,但好几天了,大奖还没开出来。有几个人,天天在旁边守着,等到最后奖券剩不多了,就全部买下。一一刮开,却什么都没有。原来是一场骗局。

结局是:他们拉着单位要告状,单位只好把奖品给他们,才平息了事情。

可见,彩票的猫腻是有传承的。

《破财招灾》很接地气,当时电视只能收看三个台,内容是稀缺物,头天一播,第二天就火了。扮演老头的是相声演员丁广泉,他是侯宝林的第七位嫡传弟子。

师父对他的评价是:条件不好,形不惊人、貌不压众。

这不是说他颜值不高,反而是因为他长得还不错。在相声界,长得帅不如长得怪,所以一直也没啥名气,当年已经41岁了。

演完这部剧后,他走在街上,大家看到他,就喊“二大伯”。他知道自己成了。

还有一个年过四十的汉子,迎来了人生转折。

他是河南南阳市委宣传部的干事凌解放,决定写一部关于康熙的长篇小说。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先睡一觉,十点起来,写到凌晨三点。

凌解放其实是山西人。小时候学习不好,经常留级,22岁时才勉强从高中毕业。考大学是没指望了,只好去部队当兵,退伍后转业到南阳。

他喜欢读《红楼梦》,还受冯其庸的推荐,加入了红学会。一次开会,有个人说:曹雪芹的祖父是康熙身边的侍卫,像康熙这样在历史上有重要作用的人,竟然没有一部关于他的小说。

凌干事一听,动了心:那就我来吧。

夏天太热,买不起电扇,他把脚放在一桶凉水里。胳膊上缠着毛巾,害怕汗水把稿纸弄湿了。晚上太困,就用烟头烫自己。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受了情伤。

1986年,《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出版,封面上署着:二月河。

因为,他觉得凌解放这个名字太现代了,和历史小说不搭。而黄河二月解冻,即冰凌解放,正好对应他的名字。

当时,因为没钱买稿纸,他就用公家的稿纸写,有个领导还批评他,不该用公家的东西。

但第一卷出来后,有了名,南阳市特意为他一个人成立了一个区的文联,他当主席,自己领导自己,专职写作。

后来,那位批评过他的领导因为贪污进去了,判了12年。

04

1987年的春节晚会上,节目进行到三分之一,李双江老师唱完歌后,推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军人,走到舞台。旋律响起,当军人缓缓唱出歌词时,很多人的眼眶湿了: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

伴随整个八十年代的,除了思想和文化的复兴氛围外,还有一场蔓延的战火,我们称其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越南那边叫北部边界战争。

这场战事从1979年开始,中间时断时续,一直到1990年才结束。在越南1979年的一张统计表里,列了16项损失,最后一项是:

被杀死或抢走的猪:总数三十万五千头中的二十四万四千头被杀死或抢走,占百分之八十。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这期间,最惨烈的是1984年4月发生在老山的战斗,双方围绕主峰制高点的控制,反复争夺,伤亡很大。

战情传到后方,诞生了一首歌《血染的风采》,也就是这位军人演唱的。他叫徐良,本来是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后主动参军,在老山前线战斗中负伤截肢,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

这首歌不同于以往军旅歌的昂扬斗志,而是以感伤的语气诉说军人面对生死时的平静与决绝。此后,就红遍全国,无数个大喇叭都在播放,并成为各种晚会上的保留节目,延续至今。

为这首歌谱曲的是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苏越,他是当时大陆流行乐兴起的重要推手。小时候,他曾耳膜穿孔,但始终热爱音乐。可能是听说大音乐家贝多芬也是聋子。

那时候,虽然《乡恋》解禁,但对流行音乐还是排斥的,曾出台规定“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这使得歌手们始终没有开大party的机会。

到了1986年,以纪念国际和平年为契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场“百名歌星演唱会”,大家勾起肩膀、挽着手,齐唱了一首《让世界充满爱》。流行音乐才算是正式被接受。

那天晚上,大合唱结束之后,一个朝鲜族小伙子独唱了一首歌。

他穿着件旧褂子,两个裤脚一高一低上了舞台,吉他一拨,吼出一声“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观众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见证了历史。

很少人知道的是,次年还举行了第二届百名歌星演唱会,献给国际残疾人。张罗这次演出的,正是苏越,他还为主题曲《世界属于你》作曲。

在这次合唱的歌手名单里,有个女孩叫王菲,当年17岁,是第一次在大型晚会中出现。之后,她去了香港,改名王靖雯,做了歌手。

同一年,苏越还为《黄土高坡》谱曲,也迅速走红。这种张扬的曲风,被称为“西北风”。

在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坛,西北风刮遍全国。崔健其实都受了西北风很大影响。

这一年,张艺谋导演了处女作《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小说。故事虽然发生在山东高密乡,但拍摄地之一是宁夏镇北堡,片中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也是西北风的味道。

影片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世界顶级电影节上拿大奖。但回到国内,一些报纸却说,张艺谋在片中展现的民俗场景,是在宣扬糟粕。辱华了!

《中国电影报》发了篇文章叫《干涸的心田》,写道:

面对电影《红高粱》,民间声讨一片。所有的斥责归到一处,只有“辱华”二字。

这大概是40年来,“辱华”这个词在中国的第一次现身。之后几十年,它隔三差五就要被拎出来一次,够累的。

在片中,计春华扮演了土匪秃三炮,对,就是劫走九儿的那个人。

但他身上又有男儿的血性,后来成了抗日英雄,算是半个好人。

这是计春华演过的三个半好人中的,那半个。

1987年,在海的那一边,小蒋总统突然发布命令,宣布从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核心就是解除党禁和报禁,允许反对党存在,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

直接的受益者里有李敖,他之前被禁的那些书,可以在市场销售了,影响力开始走出台岛。

在此岸,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大会报告的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小平同志对报告的评价是:

一个字都不能动。

05

1989年春天,在全国的新华书店里上架了一本新书,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同时店里还张贴着一张海报,上面说李敖是与柏杨齐名的台湾作家,双峰并立,各有千秋。

因为,两年前,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引进内地出版,一下子卖出了300多万本,成为超级畅销书。

尽管李敖的杀伤力绝不下于柏杨,但此时在大陆还没什么名气。编辑这样做,显然是想蹭热度。

效果也是很明显的,首印的五万册,刚进入书店,就被一抢而空,之后又加印到20万册。这是他的书首次通过正式授权在大陆出版。

书里收录有一篇文章,叫《老年人与棒子》。李敖建议,青年人不是去接老年人的接力棒,而是要把棒子翻转过来,打倒“老年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陈腐的东西。

这种观点恰好契合了80年代的“精神特质”——与旧传统、旧社会、旧思想的激烈决裂。李敖成为思想启蒙者,打开了年轻人的视野。有位读者回忆当时看书的感受:

第一次读到《传统下的独白》和《老年人与棒子》时,身体如同过电一般。李敖的名字由此蚀进了少年骨髓。

李敖来大陆,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痛骂国民党,扒蒋介石的坟。伟大领袖语录里有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既是斗士,又是导师,还是官方盟友,这是鲁迅老师才享有的待遇。李敖在大陆想不火都难。

这一年,还有一个外来人火了。

他是加拿大人,在北大交流学习,中文名叫路世伟。1989年的元旦晚会上,他在小品《夜归》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许大山”,很出彩,干脆就改名叫“大山”。

此后,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坛》节目,请丁广泉帮留学生们排演一个相声,其中就有大山。

到底是北大出来的,有鸿浩之志,大山很是好学,常去丁广泉家里请教,成了他的学生。

那时,瓜众们对外国人了解还不太多,见老外说相声都觉得稀罕。而洋人来中国学相声,更彰显了咱们文化的优越性,满足了自尊心。

之后很多年,凡是中国话说得好的歪果仁,都会遭到中国人民真诚的赞赏与夸奖。哎呀,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真了不起。

然后,补上一刀:

快赶上大山了。

丁广泉因为给中国人争了气,成了民族英雄。此后,他又陆续收了 一百多个洋徒弟,有巴西、美国、荷兰、法国......(此处省略60+个国家),人称“京城洋教头”。

他把这句话印在自己的名片上,中间最醒目的位置。

但是,大山后来却正式拜姜昆为师。姜昆比丁广泉要矮一辈,徒弟变徒孙,有点乱了。不过,也是相声界的正常现象。

丁老师后来的弟子,没一个能像大山那样出名的。有的水平都不高,说话不够流利,连舌头也捋不直。所以,郭德纲讽刺说:相声的门槛太低了。

比起老郭跟徒弟的学费纷争,丁广泉好的地方是,他收徒弟全都是免费,不要钱。洋学生把他当成“中国爸爸”,他就很开心了。用他的话说:“我就有这个瘾”。

1989年,二月河写完《康熙大帝》,全书四卷本出版。之后,香港和台湾还推出了繁体字竖排版本。在香港,以中学生为主评选了“谁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他获了奖。

但那时,文坛推崇严肃文学,看不上他的东西。有的作家说,康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二月河没写出他阴险、毒辣、虚伪、残忍的一面。

对此,二月河回应说:

我的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写给那些拿工资来买书的读者的,而不是写给专家、评论家的。

皇帝,不,总统轮流做,明年到我家。1989年1月,布什当选了美国第41任总统。上任刚满月,他就来华访问。中国送给他一辆自行车,飞鸽牌的,他当场就跨了上去。

那时候,中国是单车上的国家,飞鸽自行车年产368万辆,排名世界第一。一辆车近200块,相当于一个工人四个月的工资。在老布什裆下出了名后,一个法国客户,一下子就定了三万辆同款。

小平也会见了老布什,管他叫老朋友。

后来,老布什评价小平,说过一句话:

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很强硬,但在他认为有必要作出妥协时,他也会显示足够的灵活性。

那时候,他们都没有预料到,30年后,中美关系会呈现出另一个样子。

强硬和灵活,是世界永恒的主题。

在12月31日,最后一天,一位上任不久的长者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说:

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了,才能把我们的事情办好,经济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生活才能逐步改善。

八十年代,就这样结束了。

06

在过去的2018年里,这些与八十年代密切相关,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人,纷纷离开了我们。

1月18日,丁广泉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

3月18日,李敖在台北过世,享年83岁。

7月11日,计春华在杭州去世,享年57岁。

8月22日,苏越去世,享年63岁。

9月7日,常宝华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9月11日,单田芳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11月30日,老布什在美国去世,享年94岁。

12月15日,二月河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

很多在1980年代流行的事物,也早已变了模样。

首次在大陆刊登金庸小说的《武林》杂志,在2006年宣布停刊,退出江湖。此时,博客正兴起,人们的阅读习惯早已转向网络。

刊登了第一篇琼瑶小说的《海峡》杂志,在2011年改版成了《花样》,专门刊登动漫,那是新一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相声渐行渐远。常宝华的孙子常远,也不说相声了,他加入开心麻花团队,演小品、演电影,用新的形式做喜剧。

像二月河写的那种大部头的宫廷小说,不再成为畅销书,倒是清宫剧常年流行,或穿越搞笑,或勾心斗角,每年都会出现爆款。

评书成了暴露年龄的东西,听书的人大举减少,要听也是去听矮大紧的历史脱口秀。

回味过去的年代,那些高光的事件,注定要和创造它们的人一起,消逝在我们的视野。

可以感慨,但也用不着惋惜。

毕竟,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唯有时光之河奔流不息,弄潮者也是一棒接一棒,绵延不绝。

在这告别的时刻,我用一首诗,送给离开的他们,也送给活着的我们。

在痕迹下面我们活着

证明着:我们活得不露痕迹。

因为疲倦,才拖曳出一条大山

大山自己拖曳出一个

正在翻越它的人。

一百年已然过去了

但他仍无法接近那峰顶的绝望。

一条大水边长着一条村庄

他回来,他只有回来了。

他俯向水面,

把去年传来的涟漪抚平

并告慰:在痕迹下面

有人活着

作者:孟浪(1961-2018.12.12),80年代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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