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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陷阱”| 穷人翻身有多难

文 |清和智本社社长

今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国出生的埃斯特·迪弗洛、美国学者迈克尔·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这三位学者获奖,颇令人感到意外,是最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争议最大的一次。今年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令人感到担忧,货币政策、资产泡沫、贸易摩擦及全球化退潮,正左右国际经济走势,“灰犀牛”蠢蠢欲动,“黑天鹅”随时起飞。所以,不少人预测,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聚焦于增长理论、货币理论、贸易理论及全球化失衡。

去年,这一奖项颁给了增长理论领域的保罗·罗默,今年获奖的这三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亦属发展经济学,只是他们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脱贫研究。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人们的关注点导向贫困、穷人以及最缺乏话语权的一群人。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9年,同属于该领域的阿瑟·刘易斯凭借“二元经济”获得该奖。另,“穷人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获得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今年诺奖再颁发给发展经济学领域学者,似乎又一次提醒世人: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挑战。

贫困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问题。今年,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大增,全球化秩序受到冲击,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我们最该关注的依然是贫困问题。

这次诺奖另外一个争议便是这三位学者的资历以及随机控制实验(RCT)。

瑞典皇家科学院着重强调的是,这三位学者将实验研究方法应用到了贫困问题的研究上。

但是,有外国学者对此犀利地评论:“如果你想颁奖给实验经济学,当然要先考虑List;如果要是给应用微观经济学,那你挑的也只能是Card、Krueger、Blundell、Angrist等人。如果奖励的是实验方法在发展中的运用,那就只能是非Townsend莫属……这次诺奖糟透了。”

一些中国学者则评论,随机控制实验过于微观及随机性,缺乏普遍应用的价值,更无法在宏观经济政策、后发国家追赶领域产生价值;中国在扶贫方面的工作方法更值得借鉴。

有人调侃,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了和平奖的味道。

这些评论不无道理。但是,所谓各司其职,庙堂之上的经济学家制定或影响公共政策,解决贫困问题,亦可拿奖。

“江湖之中”的经济学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及方法获得扶贫成效。Duflo、Banerjee、Kremer这三位在该领域确实是顶级学者,只是他们的工作像大多数穷人一样缺乏光环与广播。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似乎告诉我们,世界需要有温度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忧郁”、理性不矛盾),以及有温度的经济学家(非指点江山的经济学家)。

贫困是一项具体而微的研究,扶贫更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

贝克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给穷人创建自由市场”是解决贫困的良药。确实,自由市场帮助人类摆脱了刀耕火种的生活,是近代世界及中国脱贫的关键。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面包从北美送到非洲,政府或援助机构需要花费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自由市场的交易费用。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在广大的非洲、印度及中亚地区缺乏启动市场的条件。班纳吉等人通过调查亦得出如此结论。

经济学家信奉的价格机制在这些地方便容易失灵。很多跨国公司在非洲、中亚开设工厂,他们试图提高计件工资以激励当地工人,但是工人们并不买账。计件工资提高后,他们甚至选择减少劳动时间及产量,以获得之前一样的低收入。

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进而导致低资本形成和低生产率,最后又进入低产出、低收入。如此,这个地区便陷入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市场低迷的“贫困恶性循环”。

有人则否定市场的做法,呼吁“人权至上”,给予更多的外国援助。

事实上,每年全球各国及国际组织都有高达数万亿美金的援助金及物资,专门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但依然有10亿贫困人口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深陷贫穷的泥沼【1】。

归根结底,全球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经济学家高度统一的研究、国际组织整齐划一的救援方式以及公众的刻板认知。

班纳吉、迪弗洛、克雷默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用了10多年的时间,深入五大洲18个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国家与地区,如亚洲的印尼、印度,非洲的肯尼亚、摩洛哥,观察、体验穷人的日常生活,通过随机控制实验的方法研究贫困的本质,从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他们的一些实验,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多此一举。比如,在肯尼亚,克雷默做了个这样的实验:

他发现当地很多小学生因感染一种病而经常性无法正常学习,于是他选择部分学生进行实验干预。从1998年到2001年他三次来到当地给实验学生发放驱虫药。实验发现,服用驱虫药使学生感染率下降,降低了辍学率。

我们不是说,发个驱虫药就能诺贝尔奖,而是类似这种无数个简单实验确确实实地降低了贫困率。

近些年,班纳吉和迪弗洛夫妇二人将他们细致入微的研究出版成书——《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困》。

在这本书中,班纳吉和迪弗洛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将随机控制实验应用于穷人的生活方式、教育、卫生、健康、创业、援助、政府政策及非政府组织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效。

他们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艰巨性,改变了很多人对贫困的传统认知。

今天,有些人将穷人视为“慵懒愚昧”、“思想古板”、“行为粗鄙”、“没教养”。有些人反对救助穷人,认为“外部援助加剧了惰性,让穷人更穷”。网络上有大量文章概括所谓的“穷人思维”。

但是,班纳吉则认为,贫穷的根源不是懒惰、愚蠢和享乐主义,而是外部环境污染。

班纳吉举例说,比如非洲某些贫困地区环境恶劣,疾病肆虐,一不小心就会死于饥饿或疾病,普通人想安安稳稳地落个寿终正寝都难。在这种环境里,即便是出现勤奋、聪慧、积极向上的个体,也几乎无法摆脱贫穷。

而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里,普通人即便是懒惰、愚蠢、耽于享乐,他们的生活品质也远比贫困人口里最勤奋、聪明、上进的人要好得多,因为这里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笔者过去一些年跟随一家国际慈善机构参与了一些贫困救助活动,这让我对班纳吉的研究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贫困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我们普通人的认知。

我们通常认为,贫穷与懒惰、愚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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