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作者 | 周其仁

◎来源| 腾云(tenyun700) 已获授权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挑战也越来越大。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难题,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经济增长方面,国际形势的复杂化深深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老龄化趋势的显现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不再,再加上环境负担明显加重,投资拉动效用减弱,中国会不会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广泛关注。

 

如何让中国不被多年的高速增长围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座教授周其仁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切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未来,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改革突围和创新突围,将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为,经济发展越向中高收入迈进,越要依靠与众不同。

今天讲讲中国的经济。上世纪80年代邓公提出“台阶”的说法——中国的经济起点很低,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有时候要停一停、看一看,反思一下。现在有一个新台阶要迈了。怎么理解这个新台阶?首先回顾一下已经走过哪些台阶。

 

01

 

中国经济这四十年走过的台阶

 

 

1978年我从“上山下乡”的黑龙江考到北京念经济。当时中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定下的发展目标是“保四争五”——争取5%,确保4%。

这个目标回头看还是蛮低的,现在虽说进入新常态了还有6.2%。为什么定这么低?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就是吃饭问题。1980年前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10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虽然80%的人口在农村,但粮食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既没有那么多外汇,也不可能完全靠进口来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不解决,工业、商业、科技、教育都谈不到。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靠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农民跟集体签约,交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激励机制改变以后,同样的技术条件和自然情况,温饱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是剩余劳动力。改革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村劳动力溢出,问题就大了。当时中国企业全是国有制,而国营体制招不了那么多工人。这个问题也是在改革中解决的。当时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几个轮子一起转,除了国家办、地方办、乡镇办,非常重要的是允许民办企业。第二个问题也破解了。

 

第三个问题,几亿人都来办公司、搞企业,资本从哪里来?完全靠自己积累不是不可以,但是非常慢。所以邓公的办法就是开放。首先允许香港、台湾的资本到内地来,然后是华侨,然后包括日本、欧美资本都可以进来,这就解决了第三个难题。

 

第四个问题,劳动力释放出来了,多种资本也启动了,生产的产品往哪放?国内市场还比较薄。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沿海率先开放,当时的口号叫“大进大出”,就是我们缺的原料、能源海外进口,生产的产品向国际市场上销售,让沿海的2亿人率先融入国际市场。效果不错,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全领域全方位开放。这就带来中国外向发展驱动,由出口带动国内的就业税收增长、GDP高速增长。

 

过去这几个台阶就是这么爬过来的,共同的特点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其实是观念的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在原来的体制下,人很便宜,但制度很贵,因为制度是在僵化的观念下制定的,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自缚手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GDP增速从4%、5%发展到7%、8%、9%、10%,甚至出现超过10%的高速发展。

 

02

 

开放经济、高增长里的负效应

 

 

 

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开放经济。G7——七个工业化已经完成的高度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2亿,人均所得非常高,他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基本是打通的,是一种互相开放的经济分工,技术增长、积累都处在高水平上。

 

“二战”后还有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二战”以后才独立,对国家主权看得很重,并且把维护主权和开放对立起来,为了维护主权关闭国门,用高税收来阻止进口替代,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支持国家的独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的这套理论,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战略,包括中国。结果国家主权明确了,但经济增长慢。1980年邓公提出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当时中国人均GDP200美元,美国人均1.3万美元,差60多倍。中国因为落后、穷,储蓄率很高,很多钱集中在国家手里搞基础工作,搞“两弹一星”,搞国防,所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真正落袋的收入还要低。如果以落袋收入比,大概我们和美国差距要扩大到100倍。

 

两个经济体,一个“海平面”很高,一个“海平面”很低。只要一打通,这个结构就开始变化了。我们搞开放,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会往低海平面来——这是经济规律。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因为穷,所有成本都低,尤其是人工低。工资在利润里占的比例越低,产品就越有价格竞争力、成本竞争力,所以开放以后我们大量的东西可以出口。

 

原来封闭的时候我们搞什么都不够,一打开,由于价格刺激,同样的东西卖到发达国家,拿国内的标准比很赚钱。这就形成了对流,资本、技术进来,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去,这奠定了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基础。

 

因为出口有很大比较优势,我们挣了很多顺差。我们先从玩具、自行车、一般的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出口,一些组装工业、机床工业也逐渐转移到中国生产。我们赚来很多外汇——这是一个变量进来了。

 

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所以外资真金白银往中国放。我们出口赚来的是美元,外商投资也是美元,这些钱到了中国首先要和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商业银行因此积累了大量美元头寸,必须再跟央行换人民币。央行拿什么和商业银行换外汇储备?基础货币。

 

央行手里有两个“武器”,一是发行货币,人民银行是唯一有权印钞票的机构;第二是法定准备金,它有法定借钱的权利。央行开会,通过一个决定,商业银行吸收的100元储蓄里,有多少必须放到人民银行来,这就是法定准备金。央行手里的武器可以无限供给,所以商业银行不管吸收进来多少美元,央行都可以用基础货币把它买成国家外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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