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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这把刀:向利益集团动刀从来都是惊心动魄的

 

宋朝的解决方案是质量不行,数量来凑。据《宋史·兵志》统计,宋太祖开宝年间 (968-975), 全国兵籍 “总三十七万八千, 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而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 -1048), 全国兵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 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从968年到1041年短短73 年中, 北宋军队增长了3.3倍,其中归北宋中央直接掌管的禁军增长4.2倍。

 

随之而来的就是军费的急剧膨胀,从当时北宋国家财政总支出来看, “养兵之费 ,在天下十居七八”。庞大的官僚体系、前所未有的军费支出再加上“檀渊之盟”的绥靖外交。宋朝财政支出的压力非常大,频频出现财政赤字,导致“百年之积 ,惟存空簿”。

 

当励精图治的宋神宗登上皇位后,面对“冗官”、“冗兵”财政积弱的北宋政权,迫切的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帮他改革国家。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宋神宗遇上了王安石,“英明君主+技术官僚”的搭档又登场了。

 

王安石没有被神宗重用之前,已经颇具才名,但在高中进士后,他却拒绝调入中央,而是选择去鄞县当知县。在地方上,王安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执政思路,他兴修水利、搞政府低息贷款、推行财政税收统计,堪称宋朝达康书记。这种在地方上的成功让王安石坚信,如果把改革推向全国,也一定会成功。

宋仁宗、宋英宗几次想把王安石调入中央,王安石都拒绝了,他在等待着一个值得托付的明主。

 

熙宁元年,宋神宗即位不久,就立即将王安石召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就将他升为参知政事(国务院副总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王安石上台后雷厉风行的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等数十种新法。

 

这些变法的核心,梳理出来其实就是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积极发展经济,建立经商国家队,财政开源;二是用青苗法,方田均税法来缩小贫富差距,同时限制富豪进入茶盐酒等暴利行业;三是军事改革,推行保甲法,裁减老弱兵士,合并军队编制,不仅节省了天量的军费,而且直接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为后来的熙河开边消灭西夏提供了基础。

 

王安石的政策一出台,就遭到了士族阶层的强烈反对。而王安石也针锋相对的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双方的论战和朝堂斗争堪称刀光血影。

 

首先是舆论上的质疑,原本和王安石私交不错的司马光连写了三份公开信给王安石批评他“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求治太急”。作为历史上一等一的议论文好手,王安石针尖对麦芒的进行了驳斥,留下名篇《答司马谏议书》,总结对方是“侵官、生事、争利、拒谏”。

 

朝堂之上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反对新法,两朝宰相富弼称病告退,以示反对;原宰相韩琦上书全面否定青苗法;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大字报,例数王安石十大罪状……而本来就生性狂狷的王安石则表现的非常强硬,这位不修边幅不爱洗澡的天才直言:所谓儒者,皆为庸人。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一连罢免了几十位反对派。

 

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在斗争中都越来越极端,最终到了凡是对方支持的,就要反对的地步。一定要把对方打倒打臭。苏轼因为诗词里暗讽变法破坏民生,被变法派搞了个乌台诗案,差点命都丢了。还是王安石劝宋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才保住性命。

甚至连王安石十三岁的儿子都放出狠话:“砍掉韩琦、富弼的头挂在菜市口,变法才能成功。” 这可比多少年后那个爱玩摇滚的林副统帅之子彪悍多了。

 

但王安石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朝堂之上的官员,而是整个国家。上至太皇太后,下至田头小吏,用司马光的话说,王安石是在力战天下之人。反对新法的浪潮一阵高过一阵,新法的推行也逐渐在底层走样,青苗法变成了强制接待,免役法变成了强制原本不需要服役的老少妇孺也要交钱……

 

在这种情况下,坚定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也恍惚了,宋神宗感到自己的皇位受到了威胁。老宰相文彦博更是对宋神宗直言:

“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王安石在逐渐失去了宋神宗的支持后,也无力将改革继续推进,在协助自己改革的儿子英年早逝后,选择告老还乡。而支持他推行新法的跟随者们,也马上就被打倒。司马光上台后,直接废除了他的所有新法。后世虽然也有试图恢复部分新法的蔡京等人,但也无力改变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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