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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广东是中国经济的缩影?

精彩推荐 2019年3月26日 智谷趋势 119

◎作者 | 元淦恭

◎来源|元淦恭说(yuangg173) 已获授权

广东,中国经济第一大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意志,广东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更显吃重。

2017年,广东经济同比增长7.5%,在主要经济大省中仅次于浙江,高于江苏的7.4%和山东的7.2%。

在总量大于江苏和山东的前提下,广东保持着比后者更快的增长,展现出广东经济的蓬勃生机。

01

广东经济的四种模式

相较于江苏、山东和浙江,广东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珠三角九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江门九市GDP之和占到广东全省的八成,这九市的经济总量庞大,广州、深圳GDP都超过2万亿元,是目前全国仅有的两个GDP超过2万亿的省辖市,而在广东居第三的佛山市,2017年GDP也达到9550亿,在全国排在第16位,在地级市(不含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江苏的苏州和无锡居第三。

事实上,广东GDP排名前四位的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正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广州是典型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它代表了一个拥有省会政治地位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想象力的极限;

现在的深圳是以互联网、高端制造和金融业等高端产业为主的新兴城市,它诠释了一个拥有政策优势和资源吸引力的中国城市可以走多远;

佛山是“中国制造”的集聚地,拥有强大的本土民营企业,也是中国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东莞则长期以来是以吸引港台资本尤以台资为代表的外向型城市。

察看2017年广东不同城市的经济数据,广州同比增长7.0%,深圳同比增长8.8%,佛山8.5%,东莞8.1%。

在这一组数字中,广州和深圳的反差非常明显,根据2016年的核算结果,深圳GDP首度超过广州但领先优势仅270亿,然而到了2017年深圳对广州的领先优势已快速扩大到935亿。

由是观之,广东经济和江苏、山东相比的增速优势,主要就是深圳带来的。

02

独一无二的深圳

1979年,中国的南海边画出一个圈,宝安县更名深圳市,开始了它接下来近四十年的“开挂史”。

作为中国开放的窗口,深圳的起点不过是蛇口开发区的两平方公里,从引进香港等境外资本搞加工出口起步,深圳在短时间内成为最受外商青睐的投资地,加工贸易使它获得了爆炸式的增长。

时至今日,深圳已连续25年保持着中国城市中出口规模第一的地位。

图说:上世纪80年代的蛇口工业区

从某种程度上说,深圳和其他沿海开放城市的起点并无二致,招商引资,对外贸易,这是几乎所有沿海城市都走过的路。

然而,深圳有着超过其他城市的幸运,自1990年深交所开业,深圳市成为中国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拥有了配置全国性资源的能力,深圳孕育出平安、招商等大型综合性产融结合的巨头,也连年成为新增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金融业增加值以及和金融业相关的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人员的就业规模,也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形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金融服务业“金领”集聚地。

然而,光是靠贸易和金融还不够,深圳市更令人称道的,是它率先完成了从外贸加工主导到内生发展的转变。

2017年,深圳GDP比苏州市高出整整5000多亿元,是后者的1.32倍,而在2010年深圳苏州差距最小的时候,深圳GDP只比苏州高3.8%。

细究起来,近年来广东江苏总量差距重新拉大,并非广东经济对江苏有多大的整体性优势,而在于深圳市对苏州市的优势明显扩大。

2017年深圳和苏州的总量差距,甚至比广东和江苏全省的差距还要大。

“深圳模式”相较“苏南模式”,优势非常明显。

深圳是一个有危机感的城市,2002年,曾有一位名叫呙中校的网民写过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忧心特区政策优势逐渐减弱,深圳相较于长三角和周边城市还有无吸引力。

在引发舆论热议之时,呙中校还得到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的接见。

然而,此后深圳的发展,几乎超出了此前最乐观者的预计,它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佳样板。

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南乡镇企业鹊起,奠定了苏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石;

而1994年新加坡投资的苏州工业园区的兴办,更使苏州成为招商引资的明星。

依托海外尤其是台商的大举投资,苏州的经济总量快速追赶深圳。

但近年来,深圳已逐渐减少对外来投资的仰赖,本土企业成为深圳发展的基石。

深圳拥有中国最多的民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总市值仅次于北京高居全国第二,上市公司的绝对增量也连年高居中国第一。

深圳拥有世界最大的通信企业华为,世界最大的游戏企业腾讯,更以其创新创业的气氛,聚集了大量的“独角兽”企业。

基于科技和金融两大高端产业,深圳的产业结构在中国大城市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一线城市”的地位更趋巩固。

图说:华为松山湖基地一瞥

和深圳相邻的东莞,素来产业结构较深圳初级。

东莞长期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对境外资本尤其是台资的依赖程度高,和苏州颇有些相似,当年内地第一家台商子弟学校就出现在东莞,过去几年,东莞经济也面临严峻挑战。

但最近两年,东莞增速重新升高,最近更连年超过8%,为何东莞经济企稳回升?

这并不是出口加工业的回春,而是深圳的外溢效应。

深圳土地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城市边界不可避免向外拓展,东莞南部早已融入深圳,华为终端总部落户东莞松山湖,深圳地铁11号线将建到东莞长安镇,随着深圳市区建设用地日益紧张,深圳经济功能的外溢是不可避免的,而东莞自然成为这一红利的最佳分享者。

相较而言,上海市域面积是深圳的3.5倍,上海周边的苏州、嘉兴,相较东莞在分享上海成长红利上的效应,就自然弱一些。

03

典型省会广州

历史是有趣的。

广东率先对外开放,让广州成为中国第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大城市,在短时间内跻身“一线城市”行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是最受外商青睐的投资目的地,许多消费、贸易企业,都将中国区总部设在广州,使广州成为高收入工作较多的“淘金热土”。

图说:1983年建成的广州白天鹅宾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

进入新世纪,广州的发展相较其他城市却相对滞后,呙中校当年对深圳的质疑,在广州的身上找到影子。

随着对外开放的全面铺开,广东的政策优势减弱,许多原本将总部设在广州的外资机构,纷纷将总部迁往上海和北京;

缺少证券交易所带来的先天劣势,使广州金融业总体上处于和一般省会城市相当的二线水平,也无法形成像北京、上海、深圳一样的围绕金融业和上市公司的“金领群体”;

科技创新产业虽有成长,但总体和京沪深存在明显差距;至于上市公司总量和新增上市公司数量等指标,更早已被杭州超过。

2017年,在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厦门5个计划单列市中,深圳是唯一一个GDP增速超过8%的居5城市之冠。

而在五个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会城市广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中,广州却是唯一一个GDP增速低于8%的,居5城市之末。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表面上看广东和江苏的差距在扩大,但其实完全是深圳对苏州的优势扩大所致,同为省会,广州和南京的差距反而在缩小。

但对于成都、武汉和南京而言,也不要为和广州差距的缩小“沾沾自喜”。

从某种程度上说,广州是中国省会城市的“天花板”,现在成都、南京等城市对广州的增速优势,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因为自身发展水平和广州尚有差距的后发优势,待其经济发展阶段接近广州时,可能也只能维持广州现有的增速了。

广州的经济社会形态,其实是中国区域性门户城市的典型形态。

超过1000万量级的常住人口;

大量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如南方电网、南方航空等;

发达的基础设施,居于航空和铁路网的枢纽位置;

外资和大型民营企业青睐的区域性办公室设置地;

还有相对庞大的制造业部门(如汽车、电子等)。

这样的门户城市,用我朋友木匠的话来说,可以说是“二流城市Never Die”,任何一个城市有这样的基础,其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可能差到哪里去。

更何况广州还是率先开放的先发优势,并拥有在这类城市中相对领先的科技创新资源。

但这类门户城市的短板同样明显。

国资和外资对资源的虹吸效应,使民营企业创业相对困难;

城市“买办”气质明显,使市民整体冒险精神不足;

相较深圳,外来人口比例较低导致城市活力受限。

正是这种种原因,广州和深圳的差距才日益拉大,这样的问题,其实在上海,以及成都、武汉和南京等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

当然,对居民个人而言,广州并不是一个差的居住选择。

从全球范围来看,越是城市产业结构高端、“金领”就业岗位较多的城市,也是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虽然近年来广州房价也在疯涨,但相较北京、上海、深圳的确还是要友好得多。

我向来认为,“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并无高下之分,广州这样的城市,相较京沪深胜在“性价比”,对于普通的白领而言,广州乃至成都、武汉、南京等省会城市,显然是更“经济适用”的生活选择。

但从宏观层面观察,在没有重大政策支撑、资源倾斜,也没有强大的本地商帮支撑的前提下,各大省会城市想象力的极限,其实也就是广州了。

04

佛山引领珠西

佛山,制造业重镇,中国县域经济的模范样板,展现出和广州、深圳全然不同的面貌。

清朝时的广州府,核心是“南番顺”,即南海县、番禺县和顺德县。

佛山其实本来只是南海线的一个镇,当年的南番顺,现在大约以2:3的面积比例分属广州和佛山。

佛山禅城区和南海区、顺德区,构成佛山的核心区,是岭南最引人注目的制造业明珠。

图说:顺德北滘镇,美的集团总部

相较苏南,佛山的县域经济孕育了更多的明星企业。

顺德北滘镇,一个镇就拥有美的、碧桂园两家千亿级企业;

顺德容桂街道,中国第一个亿元镇,也拥有格兰仕、海信科龙、万和等大型家电企业。

2014年,FT中文网曾发过专题——“从佛山重新认识中国”,文章分析了一个事实,佛山既不是省会,也不是特区,也没有特殊政策支持,主要依靠民营经济实现自身发展,被视为“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最佳样本”。

事实上,佛山——中山——珠海的珠西一线,表面上不如广州——深圳——香港的珠东一线耀眼,但实际上却是“中国制造”最典型的代表。

珠海等地也拥有格力等大型企业,这些企业是中国最受关注的本土品牌。

技术变革的浪潮方兴未艾,美的、格力等企业都在探索转型之策,从下游市场端,“新零售”让它们更好拥抱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消费者;

从上游制造端,它们也在不断尝试智能制造的新模式,2017年美的更宣布“从中国家电企业到全球化科技集团转变”,此前的2017年1月,美的完成对全球四大机器人公司德国库卡的并购,对机器人、智能物流、云计算等产业的布局,正是珠西本土企业加快产业跃迁和品牌增值的一个缩影。

一个可资参考的数字是,2016年佛山的R&D(研究与试验)经费占比已比广州高出0.1个百分点。

如果说“深圳模式”代表的是互联网科技的力量,那么“佛山模式”则代表着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的成果。

广东经济何以强?

最根本的是在广东这片土壤上被激活的民营经济创新活力,它以一个又一个响亮的中国品牌,让珠三角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间”。

广州最近终于决定机动车牌照“限外”,但我们放大视界,广州的未来仍在和珠三角的深度融合。

作为一个典型的省会城市和区域性门户城市,广州相较成都、武汉等城市的真实优势的确在缩小,但广州周边的珠三角城市群,却是内地省会所不可能拥有的关键资源。

2017年11月,中国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阿里云,宣布在广东建设阿里云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将全国工业云总部设在广州。

广州如何跳出自身一市的格局,更好地服务拥有越来越多自主知识产权和越来越强基础工业能力的珠三角,才是突破“省会天花板”成为中国产业转型新高点的潜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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