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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 大国雄心:被压缩的中国与被抛弃的道路

精彩推荐 2019年3月26日 智谷趋势 95

◎作者 | 孙志

中国政治头等大事在金秋的北京已经拉开帷幕。作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马丁·雅克并非享有如雷贯耳之名,但仅凭一部《大国雄心》就足以奠定他的学术地位,特别是在西方开创性研究“中国崛起”,其理论框架下的核心:“现代性竞争”以及“文明国家”的文化凝聚力,向读者编织了一个充满强大说服力的严密逻辑——中国在未来的通途上,将保有自己的特色。而此时重读这部著作,一是有助于反观中国近年的政策选择,二是借助旁观者之镜前瞻中国的未来。

一只沉睡的东方雄狮一旦醒来将撼动世界。称其“永不褪色的梦”,源自马丁·雅克“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人非常明白中国文化的含义,并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中国特质的魅力。《大国雄心》多次引述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的话:“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是文化、种族、文明等意识,而不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文明国家”这一概念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历史文明鲜活地持续至今。“大中华”的概念在文化上形成一种强大向心力。费正清也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提到:“如果中国仍然相信其优越性,那么它很可能依据历史来确定自己未来的角色。”

01

“历史转向”中的文明国家

对于中国读者,这绝非一部迎合讨喜之作,也并非适合广泛阅读的轻松读物。但置于时代背景下,却具有寻找历史方位和预测趋势的独家视角。2010年一经出版,就将中国崛起和西方大反思相结合,行文和逻辑严密,两相结合体现出深厚功力;2016年再版,根据中国最新政策环境提出“新时代”,指出有别于“邓小平时代”的“关注当下”,其特征已是“历史转向”和“面向未来”,国家心态已越发自信。马丁·雅克还认为,“中国梦”不仅是13亿中国人个人的梦想,同时具有同等重要的国际内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中最大胆的一部分。

全书通篇没有西方著作惯用的“讲故事”和感知经验,而是引述大量研究机构的数据、调查、图表,强化其推理结论,但对于真实中国的观察却极接地气,几个白描场景就瞬间刻画了复杂多维度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令人折服。笔者几经放下拿起,深感个中艰涩但却甘之如饴,抵达思想彼岸并非易事。用时下潮语就是:被马丁·雅克成功圈粉。

02

儒家思想的治理体系

马丁·雅克认为,文明统一性是中国政治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文明国家的属性与概念不断提醒中国人,中国是一个中央王国,作为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的优越意识直接来源于中华文明的伟大。正因如此,其通往现代性的途径也是独具特色,国家的构建方式、发挥的作用将完全不同于西方。

有关中国政治的讨论,西方不可避免带有价值评判色彩。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就自然而然被西方预设了所有主要问题的答案。与西方学者所持有的天然价值优越所不同,马丁·雅克对于中国的考察更接近于“平角”,并从历史和文化深层去挖掘: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治理体系,是以道德秩序理念为基础。政治体制被等同于社会秩序,且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平衡的“大同世界”。领导人享有的绝对权威,来源于家长制和依赖性的共生关系之中。中国民众对政府的理解从未仅限于狭隘的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将其视为价值、道德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引导者。政府之所以被赋予如此广泛的职责和期许,是因为其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而中国文化将政府视为“道”的一部分。

03

“时间压缩型社会”

笔者以为,假设中华文明史是全书的一条经线,那么西方现代性则是全书的纬线,其中不乏冲突但也深深交融。西方学者克里斯托弗·贝利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如果说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是一个新颖故事,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引人瞩目的万能故事。”在这条纬线上,作者先是讲述了西方的兴起:欧洲的优势、美国的崛起,后将严密逻辑的推演至日本、东亚,以及最后对中国的考察,都置于现代性视野中。

1993年马丁·雅克第一次到广东时深刻的记忆,这似乎可视作他理解中国的关键:“妇女牵着牲口、手拿农产品走在路上;农民骑着自行车或驾驶三轮车行色匆匆;城里的新贵开着黑色的梅赛德斯和雷克萨斯汽车,隐匿在黑色的车窗玻璃后,疾驰而过;公路上还有一连串的面包车、皮卡、货车和微型客车;公路两旁的田地里,农民们正赶着水牛在小块儿稻田里犁地。这是一个正处于飞速变化中的国家。”

对于当下中国,作者形容成:“时间压缩型社会”,“过去和未来都被压缩至现在。世界其他地方200年的经验和历史,似乎可以同时发生在同一地点,社会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地质层。”这也正是《大国雄心》封面所表现的那样:高耸的东方明珠和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的时空光影斑驳交错,不同的地质年代却呈现在同一景观。因此,他认为,未来数十年中国将表现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属性。

04

浓厚的“本土现代性”

马丁·雅克指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欧洲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中国崛起是对这一理念的直接挑战。这种区别会对各国相互理解产生影响。作为文明国家,中国有三个典型特征:悠久文明的历史、国家的统一,以及因规模带来的省际差异,甚至超过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维护、保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被视为国家的神圣职责,国家被赋予了远超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这就可以解释,中国政府对待台湾问题为何不容讨价还价。

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带有浓厚的“本土现代性”,人民主权地位被置于国家主权之下,遵循儒家道德标准,人格化的政府政治行为核心价值取向,即:“真诚、忠诚、可靠、坚定”。相比之下,西方核心政治价值观则是:“责任、代表、参与”。其中儒家思想常青的秘诀在于能够与时俱进,其包容并蓄的传统无疑提高了灵活性和适应性。

全书在层层严密的逻辑下强调,美国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参照。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已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隐喻,并在众多领域设定现代化标准。“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毫无负担,善于革新,具有‘新边疆精神’,秉承了宪法所体现的一系列抽象的行为准则,源源不断的移民,不停改变着国家的构成和国民的认同。巅峰时期的美国最具吸引力之处,就是其巨大财富和实力使然。”对此,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政策,寻求与美国保持相对友善的关系,因为中国能否为国际体系所接受的关键正是在于美国,这一路径被称之为“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

05

美国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参照

《大国战略》一书的中心论点是: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是多种多样的。西方总是希望按照自身的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评价中国,西方思想是在西方长期掌握主导权的情况下培育而成的,实际上它是高度狭隘的,却自认为正直公正、具有永恒的普适性。“当重大挑战来临时,这种狭隘的思想只会加剧脆弱,削弱其向他人学习并进行相应调整的能力。”

马丁·雅克指出,西方要做好大吃一惊的准备——高盛公司预测至2027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都是西方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即将结束。21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将降至不到一半,这表明西方时代行将成为历史。许多发展中国家崛起,不仅代表着一种经济力量均势的巨大改变,同时还包含了更广泛的寓意。经济的繁荣有助于这些国家增强自信心,也促使其在更广阔的舞台展示其政治和文化价值观。

06

2027中国经济总量超美国

前瞻性是《大国战略》的一大特色,其展望部分颇为精彩。该书预测,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重点将发生转移,以投资效率为基础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将逐步代替原有以投资总量为基础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人民币逐步升值,稳健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自由兑换,在此背景下,现有的经济态势必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中国正在日益影响全球化的本质:中国对大宗商品持续增长的需求在世界经济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中国作为主要信贷国和资金提供者的崛起,人民币日益国际化导致一个全新国际金融体系形成,新型全球经济体系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未来2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世界将会怎样?马丁·雅克指出,在所有假设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崛起势不可挡。当中国开始逐渐成为全球大国,实际上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对未来中国主导世界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第一个因素与美国有关,美国的衰落速度,以及自我调整能力的弹性。第二个因素则是与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有关。印度是其中的关键。

马丁·雅克判断,从传统看,历史上从不追求扩张的中国,其崛起或许将被证明远非西方那样具有明显的侵略性。即便是中国成为全球最有领导力的国家,“中国式的全球霸权”也将是中国特征的体现。正如历史学家爱德华所说:即使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当时的中国也不曾运用所谓“制海权”。郑和肩负着弘扬中国影响力的使命,目标也非常传统,即在已知的世界里扬中国之威,立中国之名,反映的仍是儒家文明的“朝贡体系”理念。

07

中国崛起催生超国家机制

展望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走向,马丁·雅克表示,目前尚不可知,唯一肯定的是其仍将处于自我变革之中。作为这个国家大规模转型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的现代性乃至世界的现代性上留下深刻印记。“中共成功地将现代中国与历史、儒家学说和王朝盛事重新联系起来。可以说,所有伟大的历史转型要获得成功,都必须包含与历史重新联系的过程。”

《大国雄心》在严密逻辑下所体现的现实感同样引人入胜。2016年新修订版的序言写道: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是对生活多方面的设想,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经济条件的改善就是一切,而当其变得富有之后,其他方面的考量与需求就会变得更加重要。“中国梦”的雄心所展现出的自信令人震惊,对以谨慎和持重著称的中国领导人、中华文明和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就世界范围来讲,势必催生出全新的治理模式,包括新型的超国家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下,中国在东亚和欧亚大陆的影响将与日俱增。中国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将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模式和新型多边治理机制的摇篮,这一态势将越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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