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村妇女


智谷君语: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面对贫穷、疾病、劳作、性侵,无处可逃的绝望妇女,只需要一瓶农药。如此特殊的“中国式自杀模式”背后,究竟是何等复杂的社会伦理与生存逻辑?

◎作者 |路小雨、米尔顿

◎来源|浪潮工作室(WelleStudio163)已获授权

2009年,山东农妇张西焕患上了乙肝,没钱治病的她心生绝望,喝下了一瓶标着“氧化乐果”的液体农药。这是她和她丈夫7年前买的棉花除虫剂,他们早已不种棉花,但农药还没有舍得扔掉。

每年约有5.8万农村妇女和张西焕一样,想用一瓶农药结束自己的一生。为什么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如此之高?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特色的自杀”?

01

宗族阴影下的奴

中国人对婚姻有句俗话,叫“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婚姻是女性改变命运的第二次投胎。但现实是,婚姻也是很多农村女性的坟墓。

农村妇女的现实境遇,和宣传画中的“劳动工人”并不太一样 / Historiana

上世纪50年代,是公认的“妇女解放”的起点。

但美国社会学家朱迪斯·斯坦塞在《中国的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有不一样的观点。“革命者迫于农村现实的需要,放弃了‘五四’激进的男女平等思想,转而迎合农村的父权家庭结构,以便动员团结农村群众,并未真正的解放妇女。”

以“童养媳,回娘家”这一解放妇女的政策为例。上世纪50年代,在东南诸省还有大量童养媳。据1951年福建宁德杨村封建婚姻情况调查表,全村1190名女性,已结婚童养媳129人,未结婚童养媳73人,占比近五分之一。

饱受压迫的童养媳终于迎来了解放,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娘家,这不是已经翻身做主人了吗?

2012年1月16日,福建省莆田大型寻亲活动 / 视觉中国

事实并非如此。福建宁德杨村的婚俗并没有任何变化:女孩订婚后,娘家舅舅要送大饼,结婚时,舅舅送被褥、衣料等;无论在男方还是女方的婚宴上,娘家舅舅都需要上座。靠着舅舅,娘家依然掌握着新娘父系的合法性。

列维施特劳斯曾把婚姻形容为男人之间女人的相互交换。父亲和哥哥代表娘家嫁出了女儿,娘家的依附变成了丈夫的依附。在这种情况下,童养媳回到娘家,只是一种身份转变,她们的地位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变化。

在闽东乡村,有一首《童养媳叹世》的儿歌这样唱到:“我父贼心肝啊,我母铁心肝,把我嫁娶王历山……贫家女儿叹苦命咯,何时能脱王历山。”因为真正束缚她们的,并不是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在父系宗族的阴影下,任何离开父母,且没有经济收入的年轻女性,无论是进入别人的家庭还是社会,社会地位都是低下的。回到娘家,只是重复悲剧。

2015年5月24日,重庆巫山童养媳马泮艳的女儿在家中做家务 / 视觉中国

或许以童养媳为例过于极端了,不妨回到普通人的婚姻。

建国之后,1950年《婚姻法》的实施,确实带来了自由恋爱、结婚的风气,甚至历史上的第一波离婚高潮。说是离婚高潮也只是相对于此前的民风保守,离婚突然可以光明正大地解决了,发生一起都可以引起很大轰动。

事实上,中国的离婚率除了50年代和60年代特殊的阶级斗争需求,一直没有迎来真正的高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0年至1995年,中国粗离婚率从0.7‰缓慢爬升到了1.8‰,截止到2015年也才到2.8‰。

50年代的高潮,其实是响应《中央政府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的号召,和解放前结婚的坏丈夫划清界限。特殊时期的离婚,是一种阶级斗争。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模范”、“英雄”是女性择偶的首选 / wordpress

1951年的这项《决定》最主要的划分已婚男女的阶级成分:解放前,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女子只要嫁给工农和贫农,一年成分就可以变好;反之嫁给成分不好的男人,至少需要三年变坏。解放后,成分坏的女人跟解放前的规则一样,成分好的女人嫁了坏男人,依然能保留好成分。

《决定》对解放后结婚的家庭宽容得多,女人结婚成分变好容易变坏难。但同时也暗含了阶级出身非常重要,女人的阶级成分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娘家带来的身份可以不被坏丈夫变坏;此外坏女人和好男人结婚,也可以被拯救。

阶级父系代替了宗族父系,新社会旧规则,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婚姻平等,父权的阴影一直没有从中国农村消失。

农村妇女日常生活多只围绕家庭和耕种的土地 / Sipaphoto

距离武汉124公里的鄂北崖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俊霞2012年曾在这里做过一次田野调查。郭俊霞的研究发现,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20年里,这个1000多人的小村落里竟然没有一起离婚案件。相反,8起记录在案的妇女自杀事件,原因都集中在丈夫家暴、疑似婚外情以及不顾家。

家庭矛盾出现,结局却只有女方自杀。自杀前,女方都曾闹过离婚,调解家庭矛盾也是当地村干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们的说辞几十年如一日,比如丈夫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很多优点,忍忍就过去了,离婚后的妇女谁还会要你?最关键一点要为子女考虑,离婚对子女的成长不利。

丈夫屡错不改,村官劝阻离婚,“顶半边天”的农村妇女在进退两难的婚姻问题面前没有选择,选择了自杀。2002年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布过一篇报告,1995年-1999年间,中国农村妇女30.47%死于自杀,剩余69.53%都是因为疾病和意外。每10万人中,除了55岁以上农村男性的自杀率略高于女性,中国妇女的总体自杀率超过男性达25%,20-25岁的农村妇女自杀死亡率更是达到了同龄农村男性的两倍。

对比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各国自杀率列表,截至2012年,全球自杀死亡人数男性比女性多出1.8倍,而在欧美国家甚至达到了3-4倍,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

02

城市的救赎

农村妇女自杀率高,除了疾病和意外,真的是因为在农村的宗族关系中,地位低下导致的吗?

一份关于中国自杀率下降的报告给出了答案:没错,只要躲到城市里去,她们就有活路。

2014年,《经济学人》引用了一份香港大学自杀与预防中心的调查报告,在过去十年间,中国自杀率已经从1999年的每十万人23.2人自杀下降至2009年的9.8人,降低了58%。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另外一份针对山东省1991年-2010年的自杀率调查报告中显示,35岁以下妇女自杀率下降了95%,整体农村妇女自杀率下降68%。

“如果你是农村女性,城市化可能救了你的命。” / 网易数读

包括香港大学研究员叶兆辉在内的学者都很惊讶,甚至一度怀疑官方数据是否造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自杀死亡率可以下降得如此之快,尤其是在医疗条件没有显著改善,也没有官方心理机构介入降低自杀率的情况下。

2008年,山东省济宁戴庄医院医生苏中华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份研究报告,解释了死亡率下降的原因。他们对山东省汶上、兖州和嘉祥县送来自杀抢救案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自杀率确实逐年在下降,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了农民工,自己挣钱,改善了原先经济不独立的状况,是自杀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这一结论的支持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景军的解释是,城市化中迁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增加,降低了农村自杀率。从数据上看,农村居民的自杀率在此之前一直居高不下,远超过城市自杀率,转折就出现在城镇化开始的21世纪初。

199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34.78%,当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仅占农村人口的6.39%;到2014年时,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54.77%,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也升至27.19%。城镇化20年来,官方公布的全国自杀率下降了63%。

2010年,沈阳工地上的女农民工 / 视觉中国

尽管只是城市的“二等公民”,但城市生活确实是很多农村妇女的救命之路:短暂逃离了父母的压力,刻薄的婆婆,不幸的婚姻生活,繁重的农活和贫穷的农村生活。最关键的是,她们远离了致命的农药。60%的农村妇女自杀都是因为吞食农药。

但农村妇女靠城市化带来的红利非常有限,真正的痛苦来自比较之中。

华裔作家薛欣然在《卫报》专栏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华(音译)逃离了饱受折磨的农村生活,在城市里打工两年后依然选择了自杀。在医院里薛欣然问美华,城市的生活不好吗?

美华回答她:“城市的生活好,跟农村很不一样。但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糟糕?”美华没有机会学习读书、选择爱人,甚至必须放弃自己生下的女婴。在城市光鲜亮丽的衬托下,她不断想起自己死去的女儿,心生绝望。

最终,美华在抢救她的医院里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底层生活背后,是水泥一样坚硬的绝望。

2010年贵阳市,女农民工在南明河一中坝河床上背淤泥 / 视觉中国

山东戴庄医院苏中华的案例中,有一位叫做陈立平(化名)的40岁母亲,为了维持生计,离开了黄土地到镇上打工,从羊毛纺织厂工人到餐厅服务员,之后又接手一个卖小吃的摊位。在疯狂的打工和邻居的白眼中,陈立平患上了躁狂抑郁症,企图自杀,被家人送进了苏中华医生所在的戴庄医院精神科。

但讽刺意义的是,工作和生活的双重重压下,被送进精神科的妇女,平均住院时间却低于男性。2008年,苏中华所在的戴庄医院共接收了5224名住院女病人,平均住院天数略超过28天,而4992名男性住院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超过38天。这意味着,许多女病人一旦病情有所好转,就必须立刻出院。

农村妇女往往要承受更重的工作、劳动、家务的多重压力 / Sipaphoto

因为除了工作,家庭更需要她们。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缺了她们一个家庭就无法正常生活,她们的家人往往需要或要求她们尽早出院。

03

一瓶农药解救人生

或许很多人已经忘了去年的杨改兰事件。2016年8月26日,无力再支撑贫困家庭的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喝下农药自杀。她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后事,也喝下农药自尽。

每一个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模糊的记忆中都会有个“杨改兰”,突然有一天,她喝农药自杀了。邻里乡亲都纷纷揣测,她为什么寻死,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她的死因。

四川农妇因养孩子太累喂三个孩子农药后自杀,图为从死亡线上拉回的二女儿 / 视觉中国

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1996至2000年间,每年约17.6万人喝农药自杀,占比62%。2000年至今,自杀率下降了,但妇女喝农药自杀的比例依然在上升。

2011年,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研究所出具了一份报告,收集了嘉祥县、汶上县等6个县2009年至2011年386例自杀未遂的病例。其中,女性自杀者277例,占比67.7%;85.3%的自杀者是已婚同居状态,并不是遭受性侵或劳累过度的留守妇女。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是,84.1%的人自杀是口服农药,其次喝农药自杀的病例集中在5-8月份农忙季节,劳作期间家庭矛盾容易集中爆发。好不容易熬过了最累的农忙,多余的农药舍不得丢弃,最后却变成了农村妇女的反抗工具。

因忍受不了后妈虐待,福建宁德大安乡深山里的小婷服下了百草枯 / 视觉中国

为什么喝农药?

“因为她们一时冲动就喝了。”这是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肯尼斯·康纳的研究结论。

在欧美,80%以上的自杀行为都发生在长期的精神病患身上。但在中国,康纳的研究发现,40%的自杀幸存者并没有长期的精神病确诊记录,她们在自杀前仅仅考虑了五分钟,更令人吃惊的是,60%的人认为自己考虑不到两小时。

不同于精神病患长期抑郁后的自杀行为,这样的冲动型自杀很可能最初只是农妇的应激反应,或是威胁性的自杀,有两个原因:首先农药随手可见。相反,欧美为了保证果蔬健康,剧毒农药例如有机磷成分的杀虫剂早就已经禁止使用,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其次,农妇在情急之下喝农药自杀,往往控制不了摄入量,农药的剧毒性也使得救治难度更高。因此,康纳认为控制农药,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妇女的死亡率。

喝农药的人可能没有精神病,但致命的农药,却可能带来了精神病的风险。在农妇吞食的农药中,占比最高的混合农药中主要成分是有机磷。尽管它属于中、低类毒药,但接触有机磷确有增加精神疾患发病的可能。

面朝黄土背朝天,喝农药是农妇们最常见的自杀方式 / 视觉中国

200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简报》曾公布了一份“有机磷农药与自杀意念关系研究”的报告,报告的重要结论就是“有机磷使用率越高的地区自杀率越高”。同时长期接触有机磷,也可能是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致病因素,慢性有机磷中毒甚至可能会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进而增加死亡率。

高毒性农药也一度引起官方的重视。2008年,发改委曾发布公告,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决定停止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等五种高毒农药的生产、流通、使用。但另外一种低毒、致命的农药“百草枯”却仍在流行。

“百草枯”无色无味,低价高效,成分上又属于低毒性,对环境的杀伤力小,这样的除草剂自然使用广泛。但这种高性价比农药在欧美很多国家早已遭禁止或限制使用,例如美国、德国等;另外挪威、瑞士已经撤销该产品合法登记。因为百草枯对人、畜毒性极高,国内每年因百草枯中毒死亡的人约有5000多人。

2012年,货车上千瓶百草枯农药滚落在甬温高速上 / 视觉中国

常理来说,百草枯早该淘汰了。但2016年1月,仍有人在国内某问答网站上求助,“喝了100ml百草枯还救得回来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百草枯原药和制剂的生产地,农户和农药厂商早已积重难返,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更便宜的替代品。马来西亚也曾一度禁用过百草枯,后来无奈恢复使用。

为了控制百草枯对自杀者的杀伤力,只能迫使农药厂家改进包装。2012年,百草枯农药制造商开始从水剂型转向了更难消化的固态或粉状。有些商家甚至研究出了塑料小瓶口包装,延长百草枯液体流出时间,给自杀者更多一点思考的时间。

但控制农药自杀率,基层农村有一个更有效的新办法。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故事。山东农妇张西焕喝农药自杀,但她最后没有死,被村民紧急送医,抢救回来了。看着住院和急诊的13900元收据,她不会再自杀了。因为村官告诉她,如果企图自杀,农村合作保险一分不报。

参考文献:

[1]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5)

[2] 张小军, 女性与宗族, 二十一世纪(香港), 1996年10月号(总第37期)

[3] 郭俊霞, 农村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关系与妇女自杀——鄂南崖村调查, 开放时代, 2013年第6期

[4] Back from the edge:A dramatic decline in suicides, The Economist, 2014-6-28

[5] Michael R Phillips, Xianyun Li, Yanping Zhang, Suicide rates in China, 1995–99, THE LANCET, 200-3-9

[6] 巫雨松, 郭晓静, 如果你是农村女性,城市化可能救了你的命, 网易数读, 2016-9-29

[7] Cui Weiyuan, Women and suicide in rural China,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12

[8] Xinran, now women in China know what they have been missing, the pain is too hard to bear, The Guardian, 2003-10-16

[9] 王琳琳, 贾存显等, 农村自杀未遂人群对自杀行为的认知与态度研究, 山东大学报(医学版),2012-9

[10] Kenneth R. Conner, Michael R. Phillips, Sean C. Meldrum, Predictors of Low-Intent and High-Intent Suicide Attempts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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