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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监管部门掀离职狂潮,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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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即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现象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今年以来,“一行三会”(即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有多位高级别官员出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不过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因为有官员离职未见诸报道,因此一行三会离职下海的官员数量应比样本数量大。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解到,“一行三会”大多为专业技术性官员,离职后大多转向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甚至互联网金融等机构。

从36个样本的去向来看,共有10人离职后加入银行,占比27%,是最集中的去向。其次为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分别有6人、5人离职后加入。

至于“离职下海”的原因,提高收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市场机构历练、体制内晋升困难也是他们“下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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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离职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现年45岁,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剑桥毕业后,先后在世界银行、IMF任职。2009年11-2015年1月相继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巡视员、副司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发展创新与互联网金融。

姚余栋今天确认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并非个案。

7月15日,腾讯财经从接近央行的人士处获悉,央行支付结算司近期迎来离职潮,8名处长中有3名同时离职,另外还有4—5名普通职员提交离职申请。早在2015年,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从央行离职,出任华瑞银行副行长。

前述3名离职的处长分别是,清算组织监管处处长,其去向是北京地方国有投资公司;银行卡业务管理处处长,将赴任正在筹建的票交所任副总裁;信息分析处处长,其去向是中央结算公司。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央行下属的司局中,支付结算司最贴近市场,其分管的如第三方支付行业也最为活跃,因此,相对于其它司局,该司员工跳槽到金融机构更加容易。

此外,今年央行原货政二司处长、青年宏观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了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奔赴市场化机构任职。

一位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离职)原因很简单,收入太低了,缺少激励约束机制。”

“加入市场机构后收入会提高,但也不全是为了收入,可以从市场机构的角度理解政策,开拓视野。” 前述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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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的人才流失同样严重。

今年6月初,证监会批准了5名干部离职,包括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等2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等3名处级干部。这5名干部都是证监会的老人。

财新网报道称,论干部流失速度,证监会发行部较上市部更严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财新网评论说:“发行部的处级干部最近一年多有的出事,有的离职,有的调离,快没人干活了。”

6月初,证监会又批准五名干部离职,分别是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两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三名处级干部。

此次人员调整引起了证券行业的广泛关注,市场一致认为证监会将迎来第四波离职风潮。而上一波离职潮发生在2010年至2015年,其中仅2014年,就有约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2015年前5个月,也有6名司局级干部离职。大多数干部离职后投身市场机构,尤其是基金行业。

据中申网监测数据显示,从1998年开始,超60位前官员入职公募基金,其中高管人数超过40人,担任过基金公司总经理一职的接近20位。去年七月份,博时基金就宣布聘任原证监会办公室、党办副主任的江向阳为公司总经理。此外,原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汤晓东早在2014年就离职加入了华夏基金。

显然,基金行业丰厚的薪酬和个人价值的增值空间吸引了大量的离职官员。“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券商、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远远高于在证监会系统的收入。”业内人士称。

且早在2015年年初,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内部会议上也解释了证监会频现离职风潮的原因,“从2014年主动离职的中青年干部情况分析看,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证监会内部管理职位有限,官员晋升比较困难,于是纷纷下海,谋求更开阔的职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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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潮”的背后是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而人才危机迟早会表现为治理危机。今年1月9日,在第二十届资本市场市场论坛上,证监会前副主席李剑阁警告“如果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不解决,中国股市的危机还会一波一波的到来”:

  • 现在我们有一个危机在爆发,虽然始终没有提到但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危机,就是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一个方面,我在下面想了四个字,不是很准确,但是还是有点能够表达——这就叫外流内耗,人才外流内耗。一方面你的监管,你的薪酬机制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一些体制内干部任职的条件,导致一些配偶、子女在国外的不能任职。

    证监会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规模的离职潮,外流,人才不断外流。而外流的情况我觉得非常严重在哪呢?前不久我到东南沿海某一个省调研金融机构,我发现这些机构所拥有的人才条件,大大超过了证监会的素质。

    所以,你如果是一批非一流的人才,不能说他是几流的人才,如果不是一流的人才,去监管一流的人才,这个市场能不能监管好?这我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看到在这些金融机构里头有许多是我们的政府流失的官员,有许多是海外华尔街回流的一些多年培养的一些精英人才。

    还有一些是在资本市场上已经从建立股票市场以来一直在里面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这些人的组合我看了非常地惊讶。我是感到我们监管机构的人才危机非常的严峻,这是一个方面——外流

    内耗,这个词和中国强调的内耗不太同,我说内耗不是在打架,是内部在损耗。如果晓求再加一个词的话,去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这是为什么?多年一直讲,晓求也讲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应转为事中事后的监管,说白了不就是减少审批。

    15年前我在证监会当副主席,这次抓的人很多都是我的老部下,我感觉到非常的痛心,很可惜。不能说他们十几年以前就是坏人,我认为十几年以前他们很优秀,非常优秀,也很勤奋。为什么十几年好人,至少当时我认为他是好人,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的人?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这个体制这种监管体制、审批体制导致的巨大的寻租机会,这对内部是一个损耗。所以,我个人觉得监管的人才危机和监管体制的改革,应该结合起来。

    我觉得如果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不解决,中国股市的危机还会一波一波的到来。

本文来源:综合自华尔街见闻、21世纪经济报道、21财闻汇、信托圈、腾讯财经、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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