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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智囊李扬为啥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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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潘 圆


6月15日在国新办的吹风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了句大实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也成了当天最精彩的一句答记者问。李扬是在回答经济增长与债务关系问题时说的这句话。提问的是位德国记者,他本意是想说,中国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帮助中国解决了许多债务问题,现在经济下行了,债务问题也更加复杂难办了。但是李扬恰恰认为:

现在解决债务问题,本质上是解决过去过快增长的问题,解决以往‘唯GDP增长’所留下的水分。过去的增长很快,但水分很多,现在在挤水分。去债务的问题,解决不良资产的问题,本质上是“挤水分”的问题。”

他说,“现在网络上有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掩盖了问题,看不出来,稍微缓一缓就看出来了,所以现在在强固我们的基础。把过去几十年高增长中积累的问题处理了,为今后的发展打基础,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主张的主要思想。”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其实这句话背后含着辩证法。凡事都有两面,经济发展也是如此。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会泥沙俱下,必然会有泡沫的增长。这种现象在股市看得更明显,股市不可能没有投机、没有泡沫,否则就会是一潭死水,但如果泡沫泛滥最终崩盘对整个经济的伤害将是致命的。由此,为了避免泡沫泛滥,就有了挤泡沫、软着陆等等说法。

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经济就会往下走,见底后,再复苏、走高……周而复始。就目前而言,我们还摆脱不了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各国政府的干预更多的只是减缓经济下行带来的冲击。

同样的,中国20多年两位数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的奇迹。这其中固然有改革的红利、人口的红利等多种因素。但其中一些问题也相应而生,积重难返。由此,经济的调整,也是挤压泡沫的过程,债务问题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不只是表现为GDP增长率下降、政府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的调整,而且体现在债务问题上,那就是债务的增长。

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在结构上,居民部门债务率在40%左右,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但如果考虑到一些融资平台债务及或有债务,政府部门债务率会有较大幅度上升,达到57%。

但即便如此,政府债务仍在可控范围内,在国际上来看也是低的。虽然这几年地方政府债务加重,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不透明会不会引发债务危机,履履有人质疑。但是李扬他们仍然认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

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合计政府债务26.6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4%。以更宽的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56.8%,仍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如日本超过200%、美国超过120%、法国120%左右、德国80%左右、巴西100%左右。

2015年底,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24%,属不高的水平。李扬说:

以国际通用的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来衡量,如果债务率不足100%,说明债务是可以还得起的。

但令人担忧的是企业债务问题,特别是国企。几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访华也发出警告,“(中国)企业债务虽仍可控,但数额庞大且快速增长。为避免今后出现严重问题,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需要全面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来硬化预算约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对薄弱企业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算,确认和分配损失,处理相关的社会成本,并便利市场准入。鉴于这方面涉及的广泛挑战,我们建议成立一个人员配备充分、具有清晰职能的工作小组,并以正在实施的煤炭和钢铁行业重组计划为基础,来推动和实施现实可行的国企重组并处理与之相关的给银行业带来的影响。”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虑到中国现在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我们认为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显然利普顿认识到,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不是小修小补的问题,而是要依靠改革推进。

这番言论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也成为这次国新办就中国债务水平问题举行吹风会的一个推手。

李扬他们给出的数据是: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高达131%。如果把融资平台债务加进来(这部分与政府债务有所重叠),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56%

156%的债务率!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牵着地方政府与企业两头,而国企又与国有银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事实上是一个主权人。这其实潜藏的问题就是政府会用自己的优势资产去补贴支撑问题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僵尸企业。由此不只会加剧金融风险、政府风险、社会稳定的风险,而且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与低效。

在这种时刻是弱化改革还是迎难而上,实在是艰难的抉择。而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三去一降一补”,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是从金融的角度看,则是进一步挤压泡沫、水分,是去坏账,而这些坏账连着的又是僵尸企业,以及成千上万人的就业与生计。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程度由此可见。所谓壮士断腕,也不过如此。因此,政府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好对这些分流下岗员工的再就业问题,是关键中的关键。

人们常说改革时机问题,希望选在经济稳定的阶段,来降低改革的难度,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的改革从来就是倒逼时居多,自古如此。

2016,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了最艰难的时刻。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经济部主任、中国政府网特约评论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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