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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狼性爆發,廣州悄然撤退,中國城市格局大洗牌的一個側面

精彩推薦 2019年3月26日 智谷趨勢 114

文|孫不熟

本文由微信公眾號“城市戰爭”(sunbushu123)授權發布


今天聊一聊廣州與杭州的雙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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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廣杭兩城,除了都是省會城市,名字中都有個“州”字,其他好像沒有多少可比性。在城市規模上,一個是常住人口接近2000萬、GDP超過1.8萬億的一線城市,一個是常住人口不到1000萬、GDP剛剛到萬億的二線城市;在城市定位上,一個是全國性中心城市,一個是區域性中心城市。在總量數據上,二者還不是一個重量級的選手。

不過,杭州這兩年實在是太火了,火得連大上海也要高看兩眼,廣州豈能熟視無睹?

你看,這座城市自古就是旅遊名城,風景秀麗、令人嚮往,現在又成了明星經濟城市,盛產民企巨頭與超級豪富,娃哈哈、吉利、農夫山泉、萬向不在話下,尤其是還冒出了阿里巴巴這個超級大寶貝。在中央老大言必稱“新經濟”的大背景下,杭州不火都難。

翻開杭州的經濟數據,除了GDP等總量數據仍然處在二線城市行列,其他很多數據都有一線城市的范兒。比如富豪排行榜,定居在杭州的富豪數量一般總能進到前五名,有時甚至能進到前三名,讓京滬都不敢小覷;而在一些民營企業500強名單上,杭州上榜的民企數量甚至能排到第一名。

成績好,自然就有話語權,杭州馬上要辦這個星球上最頂級的大咖秀——G20峰會,過兩年還要辦亞運會,城市知名度走上巔峰,指日可待。大哥光榮,小弟也跟着沾光,隔壁嘉興還辦起了全球互聯網大會,與南邊深圳的IT領袖峰會,遙相呼應,煮酒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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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看到廣州與杭州的第一個差別是嗓門,說嚴肅點叫話語權。你看,這座城市裡坐着馬雲、宗慶後、李書福、吳曉波等大腦袋,個個能說會道,又善於造勢,他們隨便一句話就可能是新聞頭條,隨便做一個事情都會冠以“中國”的名義。作為浙商大本營的杭州,最不缺的是鎂光燈。

廣州城裡的大腦袋當然也不少,但問題是嗓門不大,媒體上聽不到聲音,高端峰會上找不到存在感。例如,中國加入WTO後,廣州在承辦各種國家級、世界級峰會上,幾乎顆粒無收。作為一個老牌國際化大城市,這一點委實不該。

這是一個注意力經濟的時代,誰的嗓門大, 誰的曝光率高,誰就可能獲得更多的“注意力經濟”。我倒不是說廣州一定要專門去搞什麼城市營銷,而是說應該有這個基本的意識,多創造條件刷刷存在感。再好的酒也怕巷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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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又看到粵商與浙商的一個不同,就是企業家風格。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廣東最早湧現出一大批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品牌,比如健力寶、樂百氏、小護士、小霸王、容聲、白雲山、萬寶等群星璀璨的馳名品牌,同一時期的浙江還根本無法與之並論。

但時至今日,廣東的這些老品牌有幾個還在潮頭浪尖?有的已經悄無聲息,有的被收購雪藏,健力寶的失敗更是進了MBA經典教程。後來居上的很多浙江品牌,比如娃哈哈、農夫山泉、萬向等等都成了常青樹。

作為外貿大省,廣東也是中國最早建立商品集散平台的地區,廣州的專業市場之盛更是名冠全國。二十多年過去,這些平台雖然還在,但規模與話語權卻不見有長,甚至有不少還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

真正把商品集散平台做出國際影響力的卻是後來居上、以冒險精神著稱的浙商,比如義烏的中國小商品城,紹興的中國紡織城,蕭山的中國花木城。尤其是杭州還冒出一個阿里巴巴,直接搶的是廣交會的生意與話語權。

為什麼佔據先發優勢的粵商,在很多領域沒有跑贏後來居上的浙商呢?這拷問的是企業家的遠見、耐力與冒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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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說低調、務實是一種錯誤,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人幸好有“只做不說”、“不爭論”的做事風格,否則難免會陷入意識形態的口水戰中。低調與務實的營商風格,也為廣州培育出一個紮實穩固的經濟結構,在外部環境頻變時,表現出極強的抗擊打能力。要知道,前些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浙商因為冒進與投機,也付出過不小的代價。

然而,低調與務實的弊端同樣很明顯。城市戰爭曾多次闡述,中國經濟的動力機制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從過去的工業經濟轉變成今天的服務業經濟,從依賴於賣地造城到今天的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注重創新,高新技術產業更依賴於創新,但創新需要冒險、需要求新求變、需要風險投資,這與粵商保守、求穩、抗拒資本運作的風格格格不入。

與粵商不同,浙商的風格是高舉高打、跨越式發展,這個集中體現在浙商普遍對民間借貸的熱衷,對上市融資的追逐,對資本運作的痴迷。例如,比較兩地上市公司數量(截止2015年年末),廣州只有68家,大約相當於杭州的一半(118家)。而在人口規模與經濟總量上,廣州差不多都是杭州的兩倍。

若論民間金融活力,廣州與杭州的差距可能還要大。與廣州一樣,杭州也沒有多少特殊政策,也缺乏證交所、期貨交易所等交易平台,但是杭州有膽識、敢創新,政府與本地銀行大力支持中小企業貸款,創投基金與民間借貸活躍,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與北上深的不足。

金融的活躍,給杭州的中小企業,尤其是創新型企業提供了的大量的低成本融資機會,為這些企業的跨越式發展創造了可能,這也是杭州近幾年來新經濟蓬勃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相比而言,廣州在這方面實在欠奉,城市戰爭原來在文章里提到一個現象,因為相對宜居,廣州這兩年吸引了不少從北京過來的互聯網創業者,但是廣州的創投基金與融資渠道太少,政府與銀行對創業者的支持力度也很小,他們仍然需要跑到北京和深圳“找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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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與杭州在高層定位與城市體量上暫時都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二者也不在一個經濟區內,本來不會有什麼交集。但互聯網時代就是這樣,貓身上披的羊毛,可能是從狗身上薅過來的,競爭經常是跨界的。杭州的娃哈哈跑贏了健力寶,杭州差點把網易吸引過去,阿里巴巴更是搶了廣交會的生意,競爭無處不在,廣州應該與時俱進,提高城市競爭力。

廣州應該敏銳地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杭州之所以那麼紅,根本上是因為這幾年民營經濟開始登堂入室、獲得話語權這個大背景。

10年前的中國,民營經濟基本是沒有地位和話語權可言的,國企與外企才是撐起城市經濟的頂樑柱。但是今天,情況好像反了過來,外企開始大規模產業轉移,國企則陷入產能過剩的困境,民企則表現出極強的抗擊打能力、應變能力與創新能力,早已不是10年前的吳下阿蒙了。

所以,杭州的崛起,背後是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民營經濟有話語權,杭州就有話語權。隨着中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民營經濟的話語權還會進一步加大,這對所有以民營經濟為支柱的城市都是利好。

城市之間的互相學習十分正常,廣深之間的互相學習有一段時間就被奉為美談,杭州原來也專門派過代表團到廣州學習。希望廣州能夠以更開放、更務實的姿態,學習兄弟城市的先進經驗——這其中,杭州一定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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