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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昆:如何工作才能更效率、更快樂

精彩推薦 2019年3月26日 智谷趨勢 161

文丨曼昆(知名經濟學家)


1向良師學習

我曾向四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學習如何營生,也許原因在於我本人良好的事業計劃,更有可能的是,我只是太幸運了。

1977年春,作為普林斯頓的一名新生,我受教於哈維.羅森,學習微觀經濟學原理。哈維是一個傑出的老師。我記得那時很容易發現要學的東西,同時覺得自己學得非常非常多。他的每一次講演都充滿了精闢的見解,新穎、深刻、而且非常透徹,以至於看上去我該用一生去了解它們。當然了,我沒有。微觀經濟學原理是我所學過的最開眼的課程。所有後來的經濟學課程都顯示出了收益遞減的特徵。有一件事讓我至今不解,哈維在我大一暑期僱傭了我作他的研究助手。我對經濟學知道的甚少,因為我只學過兩門原理性課程。我對電腦編程有所了解(這讓我自己的研究助手很驚訝,因為技術上的進步早已使這種人力資本過時了)。不管是什麼原因吧,他就是僱傭了我,而且那段經歷後來被證明是無價的。因為我知道得太少,所以哈維不得不教我一切他需要我知道的東西。一夏天接受一個頂尖級教師和學者的教導,是我所能想像的最棒的學習經歷。至今,我還從未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學到那麼多東西。終於,我的興趣轉向了宏觀經濟學,作為普林斯頓的一名大四學生,我又受教於另一位傑出的老師—-艾倫.布林德,學習研究生宏觀經濟學。同時,我在艾倫的指導下寫我的學位論文。在論文中,我試圖解釋至少從凱恩斯《通論》的出版開始就使宏觀經濟學家迷惑的實際工資周期變動的現象。論文中的一部分還成了與艾倫合作的作品,隨後,在《貨幣經濟期刊》上發表了。更重要的是,當我寫這篇論文時,我開始深信對於理解經濟周期來講,商品市場內的不完全性至少同勞動力市場中的不完全性同等重要。這一信念最終引導我進入了現在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行列之中。當我於1980年秋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讀研究生時,拉里.薩默斯還是一個年輕的助理教授。他的熱情、寬闊的知識面和敏捷的思維吸引了我,我們在那年以及下一年夏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國家經濟研究局一起討論問題。1982年9月,馬丁.費爾德斯坦讓拉里去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時,拉裡帶上了我。在他已是位不錯,但尚未成名的經濟學家的短暫時期內,我非常幸運地與他親密合作。當我回到麻省理工學院時,斯坦利.費希爾像給我們班相當多學生指導那樣,作了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他是教學科研均衡發展的一個典範。作為一個演講者,在令人迷惑的和有爭議的領域中,他給出了清晰、公正的陳述。作為一個指導老師,他鼓勵學生尋求感興趣的問題時要以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並且不要把自己覺得理應去做的東西強加進去。我的論文,像近些年的一樣,是一個單純為得到學位而由一些關係鬆散的文章湊合而成的。它還有一個令人睏倦的名字:論消費。當我回首這四位導師—-羅森、布林德、薩默斯和費希爾時,我得出了多年來我總結出的他們的各種特點:他們是多產作家,他們傾向於經驗性的和政策方面的研究,他們對待教學很嚴肅。我這些導師對博得更多的聽眾,比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什麼更感興趣,他們都曾抽出學術研究時間去華盛頓參加政治工作。他們中有三位都編寫了教科書,其中兩位還編了不止一本。很容易明白為什麼這些導師很重要,他們決定了你的專業前途,就如同父母決定了你個人的前途一樣。導師,就像父母一樣,給了你自身的價值。他們告訴你什麼樣的行為值得敬重,什麼樣的行為要避免。並且他們採取間接的方式來傳授給你:這些多來自他們的身教而非言傳。而其中主要的區別是:父母是命中注定的,導師卻是可以選擇的。

2與好的夥伴合作

我很幸運能和許多有才能的合作者一起工作,按出現的大概次序來講,包括了艾倫.布林德、布賴恩.布利耶、拉里.薩默斯、胡利奧.羅滕貝格、馬修.夏皮羅、戴維.朗克爾、埃弗里.卡茨、鮑勃.巴爾斯基、史蒂夫.澤爾德斯、傑夫.邁倫、邁克.惠斯頓、約翰.坎貝爾、安迪.埃布爾、理乍得.澤克豪澤、戴維.羅默、拉里.鮑爾、邁爾斯.金博爾、戴維.韋爾、奧利維爾.布蘭乍得、蘇桑托.巴蘇、羅伯特.巴羅、澤維爾.薩拉-i-馬丁、鮑勃.霍爾、尼科.坎納和道格.埃爾門多夫。

其中一些是我的導師,其它的是我的同輩(多為麻省理工學院的同學),還有一些是我在哈佛的學生。近些年,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與這些人一起完成的。

為什麼這些同事對我的工作來講是那麼的重要呢?其中一個原因可以從亞當.斯密的扣針工廠的著名故事中找到。斯密注意到扣針工廠之所以產量高,是因為它允許工人們進行專業分工。做研究也沒什麼不同—-它只不過是生產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從事研究需要多方面的技能:確定問題、建立模型、證明定理、收集數據、分析數據、解釋結果。因為沒有幾個經濟學家能擅長所有的這些工作,而合作可以使大家一同從事那些每一位參與者都難以單獨做的工作。製造知識同製造扣針一樣:專業化提高勞動生產率。(奇怪的是為什麼亞當.斯密沒有遵循他自己的分析,在沒有合作者協助的情況下寫下了《國富論》。)

我和他人合作的第二個原因是那可以使我的工作少一點孤獨。研究與寫作是一項寂寞的活動,手拿紙筆或坐在電腦前耗去無盡的時間而不與外人接觸是很容易的。有些人可能還喜歡這樣的工作,但那不會是我。與同伴們爭論使我的生活更加有趣。我和他人合作的第三個原因是最重要的:好的合作者永遠能夠促進你提高。在大多數成功的合作中,各方都可以從中學到很多。一個合作者可以幫助你拓寬知識面,提高技能,也能暴露出你思維的偏見。甚至當合作已經結束,你還能將從中得到的益處帶到以後的工作課題中去。在很大程度上,隨着年齡的增長,我的合作者都成了我的老師。3要有廣泛的興趣

這一生中,我因有廣泛的興趣而受到庇佑。(或者,也許,我因專註時間短而為之所苦。)

作為一個孩子,我有極多的愛好。我收集硬幣、郵票、貝殼、岩石、大理石、棒球卡、還有競選徽章。我還有海龜、蛇、老鼠、魚、蠑螈、變色龍、鴨子等寵物,以及一隻考克斯班尼獵犬。在高中時,我花時間去下象棋,玩擊劍,航海。從我放棄這些玩意兒到現在已經好久了(雖然我現在有一隻名叫凱恩斯的博德獵犬)。作為一個大學生,我強迫自己每學期換一個新的主攻方向,一般是在物理學、哲學、統計學、數學和經濟學中交替。大學後我的路是迂迴曲折且毫無計劃的。按大致的年代順序,我在國會預算局渡過了一個夏天,在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學習了一年,在哈佛法學院學習了一年,又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幹了一個夏天,在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完了哲學博士,下一學期在哈佛法學院學習,之後的一學期在麻省理工學院作講師,教授統計學和微觀經濟學。1985年,我放下了法律研究,成為哈佛經濟系的一名助理教授,在那兒的第一年我教授經濟學原理和研究生宏觀經濟學。值得一提的是,我已在哈佛工作十年了。哈佛是一個工作的好地方。然而我經常渴望離開這裡,只是為了做點什麼不同的事。我留在哈佛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和國家經濟研究局很近。每年國家經濟研究局都要召開幾十個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經濟學家參加的各類議題的會議。在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就像幾天換一所新大學一樣。我廣泛的興趣(短暫的專註時間)可以解釋我的不同(甚至是支離破碎的)的工作着重點。我的研究跨越了大部分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內,我發表了一些關於價格調節、消費者行為、資產定價、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經濟增長方面的文章。我甚至還敢於跨出宏觀經濟學的領域,發表了一些關於不完全計劃生育下的人口出生率、對附加津貼的稅收、不完全競爭市場的進入、住房需求的人口統計決定因素方面的文章。這其中沒有哪項是位於宏偉計劃之列的。無論何時,我都去從事那些很讓我感興趣的工作。

提出新想法是研究過程中最難也是最不可控制的一環,但是如果你有廣泛的興趣,那麼它多少就會變得簡單一些了。很顯然,廣泛的興趣為你的成功帶來更多的機會。一個礦工在一個大的範圍里尋找要比在一個小範圍內一遍遍尋找更容易找到金子。

更重要的是,思考一個課題可以引發關於其它課題的想法。例如,當我參加一個法學院的討論壟斷定價和反托拉斯政策問題的研討班時,我已開始考慮菜單成本和價格的宏觀調節問題了。研究中的思維火花往往在意外的地方迸發出來。

當然,廣博也有代價。之一就是完成他人的約稿變得更為困難。我總是被勸誘着寫東西。「今後幾年,我真想做我樂於去做的事。請出錢支持我。」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出資助金的人想要得到的,哪怕只是一份長期研究計劃的託辭。不管怎樣,具有廣泛興趣的最大代價在於缺乏深度。有時我會害怕如此,因為我在太多領域中工作,每一項都比單獨研究這項要膚淺。謹慎選擇合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但不能徹底解決。我知道不論我從事什麼課題時,別人都要比我多花更多時間去考慮它,正如所謂的奉獻一生去傾注於某一單一課題。但那不會是我的一生,我沒有那樣的性情。4謹慎安排時間

這是我經過很長時間才得到的經驗。從前我有求必應,去每個邀請我舉辦研討會的學校,評議會議組織者請我討論的每一篇文章,審定雜誌編輯給我的每一篇文章,寫系主任讓我寫的每一封推薦信,出任學院院長讓我任的每一個委員會委員。

但以後就不是這樣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請求呈指數形式增長。在哈佛領薪不出幾年,一味答應的代價已不可忍受,我開始意識到承擔太多職責就會不負責,因為那要花費很多時間而耽誤了最重要的事—-教書和研究。我現在拒絕那些勢不可擋的研討會組織者、會議組織者、雜誌編輯、系主任和院長們提出的大多數要求。

決定研究什麼課題是我在分配時間時面臨的最大難題。我覺得在一個課題完成前就預測它如何才能取得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當我完成了論文之一後,我都不能準確預料別人(如編輯和定稿人)會做何反應。

因此,我的策略是選擇那些讓我非常感興趣的課題,在某種程度上,要看是否有能分享我工作激情的好合作人。有時我研究一個課題一段時間後,發現沒有什麼新東西可說了,那時我就強迫自己想想沉沒成本的問題,並轉向另一個課題。

一個我要花很多時間去做的事是編寫教科書。我寫了一本中級宏觀經濟學的教科書,現在正在出第二版。我現在正在寫一本關於經濟學原理的教科書。寫教科書是一項繁瑣的工作,我有時會問自己為什麼以這種方式來消耗時間。現在讓我來解釋一下。教科書的編寫是教學的一種形式,同樣,教學的利弊它都有。主要的弊處是它花費時間,而時間是大學教師最重要的資源。

如不考慮這些弊處,我認為編寫教科書就像課堂教學一樣,是對我的時間有效的利用。一個好處是金錢上的。世上沒有幾個人僅僅靠創造知識而謀生,大多數大學教師也會把一部分時間花在傳授知識上。

辦講座是傳授知識的一種形式,而編寫教科書是另一種。迄今為止,我能賺足夠的錢向學生傳授知識,而不會逼不得已去花時間從事其它活動,如做有償顧問,來維持生活。

當然,課堂教學和寫書的最直接的好處是它們可以使你塑造學生的思想。經濟學並不是像牛頓力學或歐氏幾何那麼直截了當的學科。無論何時教授經濟學,你都有足夠大的範圍去尋找必要的材料並考慮如何把它們講出來。在選擇材料的過程中,你可以在課中揉進你自己的東西,並且幫助學生去形成他們的觀點。

雖然課堂上的老師和編書者都有這種責任,但後者卻有更多的「觀眾」。對於那些想把他們的經濟學觀點留給下一代的人們,編寫教科書是最有效的途徑。說真的,教科書對於形成研究領域十分重要,許多學術刊物上的多產作家也都是教科書的編寫者:薩繆爾森、鮑莫爾、布林德、斯蒂格利茨、巴羅、多恩布施、費希爾、等等等等。

還有一個不太明顯的好處是講課與編書刺激了研究中靈感的產生,每逢你不得不向別人解釋什麼時,不論在口頭上還是筆頭上,你都要比平時更加徹底全面地去思考。

準備講座或起草教科書的章節都會顯露出你理解上的漏洞。並且有時,當你試圖填補這些漏洞時,你會得到一些研究的靈感。簡而言之,傳授知識和創造知識是相得益彰的,這就是這兩種形式的生產在相同企業中各佔一席的原因,這種企業就是大學。

花時間寫書的最後一個好處是它能使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作家,這就讓我轉入了下一個話題。5出色地寫作

我認為自己是個很平凡的作家,倒並非因我天生的平庸。那是勤奮工作與決心的結果。這可能看起來只是小小的成就,但我用這樣的事實安慰自己:實際上很多經濟學家達不到這個水平。

經濟學家們往往傾向於低估好的文筆的價值,我想原因是我們樂於把自己看成科學家,合乎科學的真理只要能流暢地表達出來就如同優美的散文一樣了,幹嗎那麼麻煩要寫得特別好呢?當然,實際上沒有人認同糟糕的表達,但這種下意識的態度瀰漫在學術界,也就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學比實際應成為的樣子更為沉悶的問題。拋開同行們對寫作的不良態度,實際上出色的寫作能力是對獲得成功大有幫助的。眾所周知羅伯特.索羅和羅伯特.盧卡斯都是重要的經濟學家,但同時他們也是出色的作家,這就更有助於說明他們的傑出。

每當一個人坐下來寫點關於經濟學方面的東西的時候,他就要從事一種連詞成句、連句成章的「生產」。每一篇文章都有兩個關鍵特徵:形式和內容。對於作者來說,這兩者是此消彼長的。若作者更多的時侯是去避免被動語態,把「which」改為「that」,那麼剩下的思考經濟學本身的一些新想法的時間就很少了。

但若你欲成為一個好的生產者,就要考慮你的消費者。對於消費者來說,形式和內容是相輔而行的。當我看到索羅或盧卡斯的文章時,我就想去讀,不僅是因為我想要學一些經濟學方面的東西,也因為我會從中找到樂趣。形式和內容均具的文章比只具一方的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因此如果你想「推銷」你的內容,就必須考慮你的形式。換句話說,如果你想擁有廣泛的讀者,就必須文筆出色。

寫作同木匠工作一樣,是一種手藝。有些人天生就比別人做的好,但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做得更好。

寫好的第一步是下決心寫好,然後就像學習其它技能一樣了。正如同你可以通過閱讀RATS(一種時間序列的回歸分析軟件—-譯註)操作手冊就學會如何執行回歸分析一樣,你可以通過閱讀文章形式方面的書來學習如何寫得更好。

我常向我的學生推薦斯圖倫克和懷特的《文章的形式》,我也同時驚奇竟有那麼多人沒聽說過它。(這是一本絕好的放在浴室里的書,你有空時便可隨便翻開一頁開始閱讀。)我還推薦學生通過威廉.津澤的《如何寫好文章》學習如何寫作,通過唐納德.麥克洛斯基的《經濟學修辭》學習如何說理。

成為一名好的作家同樣需要練習。RATS操作手冊可以教你怎樣做回歸,但你並不能僅靠看完手冊就很輕鬆地進行回歸分析。你必須打開計算機嘗試多次。你會看到你出了什麼錯,什麼瑕疵意外地出現了,什麼東西手冊忘記告訴你了,寫作也是這樣的。寫得越多,你的水平也就越高。

當我回顧自己所受的教育,很突出的一點就是我在讀(私立)高中時經常不得不去寫作。我常在腦子中「寫」着什麼。那時學校的政策看起來很壓抑,但現在我卻對此十分感激,它為我現在的工作做了非常好的準備。

寫好文章是很難的,它需要你修改、修改、再修改。然後,當你認為你已改得很好,你還需要再次修改。好的作品讀起來是有趣的,但往往寫的過程並不有趣。(有一次我問及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他作為一個通俗作家成功的秘訣時,他說他把每篇文章都要改上好幾遍。大約到第五稿時,他才得以最終把文章寫成那種每人都崇尚的比較貼近自然的形式。)幸運的是,現代科技使寫作變得很容易了。我直接用Wordperfect(一種文字處理軟件—-譯註)寫作。紙筆、秘書都變得沒有必要,這確保我更能寫出許多作品來。但現代科技同時也使人們更容易寫出壞作品。隨着時間的推移,好壞作品都在不斷增加。對壞作品的需求倒一直是很低,與之相稱的是它的回報也不多。相比之下,好的作品能夠得到實實在在的回報。寫出一些好的東西來會吸引讀者,並使你有更好的機會讓人傾聽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有另一種收穫:好的作品帶來個人的滿足感。一個作家應從回首中得到快樂,並發現自己出色地闡述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歡寫作,但我在乎曾經寫過。6尋找樂趣一本在我很久前讀過的書向我揭示了快樂的秘訣:找出你喜歡做的,然後找一個為你出錢的人。我是在十幾歲時懂得這一點的。那時,我喜歡賽小型帆船。所以當我尋找第一個暑期工作時,我找到了一個教航行課的地方(我的老闆1小時課要收15美元,卻付給我2.25美元這一最低的工資,這是我上的第一堂經濟學中關於壟斷競爭的課。)我這才知道不應老是輕易照搬這個秘訣,我也不知道在今後的日子中怎樣找到一個支援我進行帆船賽的人,這也是一些青少年憂慮的一個原因。幸運的是,長大後我的興趣變了。

現在當我選擇研究題材時,我牢記快樂秘訣。編輯和會議組織者們常邀請我按他們選的特定題材寫一些東西,結果大部分被我拒絕了。(這篇文章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例外之一。)除非某個編輯正好提出了我也正感興趣的題材,要不然我並不喜歡去寫,更可能的是我寫不好。

我研究的方法是首先決定我想要考慮些什麼,然後看是否可以找到幫我出版成果的人。若我現在的興趣所在恰好與某人正在組織的討論會相一致,那好極了,因為討論會是個便捷的闡述我想法的場所。而且會議請柬會促使我從自己心裏的幾個題目中做出一個選擇。但當我開始一項課題研究時,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在於這個題材是否令我興奮。

研究生開始寫學位論文時,經常向我討教對論文全局有重要意義的的建議:熱門的研究領域是什麼?什麼課題可以使他們在頂尖級的大學裏謀到職位?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學生問這些問題,但對於一個從事研究事業的人來說並不是好問題。我告訴學生他們應該多問問他們自己:他們願意知道什麼?他們在世上觀察到了什麼,發現了什麼疑點?什麼樣的題材使他們興奮?研究並不象挖水溝。一個人可以在他根本不喜歡挖的情況下挖一個很棒的水溝。相比而言,做研究需要對所研究的題材報有一定的熱情。熱情與創造力形影不離,如果不是事業進步激發了前進動力這一關鍵原因,沒人能製造出這種激情。多數追求學術理論事業的人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痴迷於自己的課題。正是這種原因,在所有專業中,教授這一行業位居滿意度最高的職業之列。教授們找到了他們想要做的事,並且找到了為他們出錢的人!

本文來源:人文經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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