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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还是背向世界,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该如何抉择?

 

智谷君语

中国该如何与世界相处?只看这篇就够了。

◎文丨陈乐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


“全球化”问题说到底就是发展问题。世界上的各地区、各民族都有发展问题,必由之路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如今是“网络”时代,更是谁也漏不掉。只不过发展有先后、程度水平有高低、文化有差异,自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居的地位也就有很大的差别。

 

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起领先和主导作用,是几个世纪的历史造成的。从文明发展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一条从中古进入近现代的线路:与中世纪决裂的思想革命——人性和理性的解放、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思维与发明、贯穿其间的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到理性的、遍及民众的自由主义和19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等近代思潮。这些改变人类社会面貌的革命性变化,无一不在西欧发生,并向世界各地辐射。

 

当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在近代的西欧接踵或交叠发生的时候,中国和东方还没有走出中古社会;因此是历史决定了中国以及亚洲不可能主导“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东西两大文明的差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冯友兰先生所谓“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把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西文明迎头碰撞作为“交流”的起点,则在这“起点”上,中国和西方即处于差距有如天壤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说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姑不论中国在这以后所走的道路何等崎岖,仅在社会发展上就决定了中国将长期落后的态势;以致至少在20世纪当中,“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有一种说法(在中外都有),认为中国在18世纪,或在清代的康雍乾,学术思想界已有了近代科学的思维。如胡适之论戴东原,美国汉学家艾尔曼之论朴学的理性内涵等。还有的说,乾嘉学派不完全是政治压迫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前”近代时期的思想。

 

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时期的思想界与个性解放无关,戴东原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极其尖锐,斥为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但终其极脱不出读经、解经的圈子。康雍乾时代的个人无论才识如何出众,均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启蒙性的触动。从明万历以来的传教士传来的那点儿西洋文化知识,在汪洋大海的中国夜郎自大和自我封闭的心态中,实在微不足道。比较普遍的国民心态,仍是杨光先的“宁使中国无好历,勿使中国有洋人”。杨光先本人没有好下场,然而从康熙晚年起的“百年禁教”又无异于复活了杨光先的那些鬼话。

 

这些个说法,与硬说中国早在明代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属于相同思路,都忽略了中华帝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封闭性和落后于时代。它如同一支密封的罐头筒,必待外力才能把它打开。康有为早有鉴于此,在《上皇帝书》中已明言:“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

 

自从国门被迫打开了一道缝至清末民初,由中国的一潭止水起了波澜,中国同域外、主要与泰西文明不可能继续隔绝下去了;当然历史的惰性常使中国左脚向前迈出一步,右脚又立刻缩回一步。外面竭力从这道门缝挤进,里面则竭力或拒斥之,或在困惑中朦胧地意识到世态正逼着中国必须变一变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

 

于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明审之士向世界睁开了一只眼,看到西方的物质文明,然而在当时仍不是全民族的共识,以致李鸿章要慨叹“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

 

另有一批先进分子与“洋务派”只看重洋枪洋炮不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观念。从严复到康梁,以及薛福成、郭嵩焘、容闳等人,认为不仅要看到物,还要看到精神。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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