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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还是魔鬼:索罗斯的两张面孔

 

◎文丨陈季冰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道理:当一个人无情地伤害世界的时候,他会令世界印象深刻;而当他全情报效世界时,他却总是被世界忽视。相信这也让索罗斯本人遭受深深的挫败感,他经常将自己称为一个“失败的哲学家”。

 

1992年那个黑色星期三,索罗斯率领的投资资本在一场疯狂的赌博中押注成功,迫使英镑贬值并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此举不仅帮助他获利近10亿美元,还让他从英国媒体那里赢得了“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的恶名。5年后的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向泰铢发动攻击,并因此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亚的严重金融危机。从此,“金融大鳄”的名声在国际上家喻户晓……

 

半个多月前,已年逾84岁的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的一场私人晚宴上宣布,他将正式退休,此后他的家族基金将交由现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斯科特·贝森特(ScottBessent)打理,未来他自己将全身心投身慈善事业。与英镑和泰铢狙击战时相反,这条消息没有得到多少媒体的青睐,很快便湮没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里。

 

世人可能还以为,这位叱咤一时的投资大亨早就已经退休了。索罗斯自己也说:“我之前曾多次退休,但这一次是真的!因为慈善和管理资产两者不可兼得。”

 

2000年的网络股泡沫破裂造成的亏损导致索罗斯与志同道合的长期合作伙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分道扬镳,为此他还降低了量子基金的冒险性,并退居二线。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索罗斯再度出山亲自主持量子基金。但他已不复当年的进攻性,只是被动应战而已。

 

2011年7月,80高龄的索罗斯对外部客户关闭量子基金,并在当年底前退还了他们的所有资金,此后仅继续管理自己的240多亿美元家族资产。尽管索罗斯及其家人对外解释,这是为了规避美国国会于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中关于对冲基金的新监管规定,但一些人认为,它实际上显示了这样一个大趋势,即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个人投机者凭一时兴起部署数十亿美元横冲直撞的对冲基金业投资模式本身正在迅速走向其生命周期的终点。

 

那以后,我们很少再看到关于索罗斯的新闻登上报纸和电视头条。偶尔听到这位金融大腕的名字,也是因为他与一位名叫多美子·博尔顿(Tamiko Bolton)的健康教育顾问之间的恋情。

 

在瑞士,这位饱受争议的老者留下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警句:“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想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许多人将索罗斯视作一个贪婪的财富掠夺者,因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类金融投机家——在资本市场上的翻云覆雨足以给一些弱小经济体造成名副其实的“浩劫”。但索罗斯——及其跟随者——坚称,自己是在“纠正市场扭曲”。他的拥趸认为,对那些痼疾缠身的金融体系来说,索罗斯是啄木鸟,却错误地成了替罪羊。

 

两者都是事实,看到哪一面取决于不同人的立场。

 

索罗斯一生都在利用自己对金融系统中的不健全和漏洞的敏锐嗅觉赚钱。如果说这是这位“金融大鳄”的魔鬼的一面的话,那么使索罗斯超越一般金融投机家的,则是他天使的另一面:他试图单枪匹马地凭借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从这个不义的扭曲市场里攫取的巨大财富,来戳破这些“假象和谎言”,并扭转这部世界经济史“连续剧”的走向,使之朝着自己认为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

1思想家

 

这把我们带到了索罗斯的核心理念——reflexivity (汉语中较多地被译为“反身性”)面前。用他自己的学术性定义,所谓“反身性”,即“参与者的看法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将他们的决定基于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了解,而并不是基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事件。他们的决定对事件产生了影响,而事件的改变则很可能反过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正统的经济学普遍信奉的是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自由市场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供求平衡的有效机制。通过无数交易主体之间的博弈,市场总是能够驱动价格最终趋于平衡,而这一正确定价便能够充分反映有关未来的信息。这种观念大概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里,即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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