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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正遭遇1998年式的挑战?| 智谷趋势

精彩推荐 2019年3月26日 智谷趋势 95

智谷趋势 | 严九元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进入 2016年,中国经济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谈论 1998年中国经济的人越来越多了。

例子俯拾皆是:

1. 2016年1 月4日,“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上说“供给侧改革”时提到“ 1998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

2. 经济观察报微信公号的评论文章《中国经济 温故1998 》1月 10日刊发后引起多方转发。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巴曙松一月中旬发表评论:“这一轮去产能比 1998年难度更大”

4. 央行前顾问李稻葵1月 22日在达沃斯论坛上称:“与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相比,(目前)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规模均得到扩大,政府管理货币问题的难度也有所下降。”

1998年的中国经济在此刻回响,归结起来其实就是 2个原因:

1.1998年经济的诸多挑战与当下类似。首先是经济增速下滑, 1996年GDP 增速是9.7%, 1997年下滑至8.8% ,当时对 1998年GDP 增长与现在有同样的忧虑;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但 1998年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彼时“去产能”相当急迫。此外,当下中国经济所遭遇的诸如外需乏力、通货紧缩、企业经营困难、银行不良贷款率奇高等挑战在 1998年也出现了。

2.1998年中国经济“背水一战”,而后“起死回生”,朱镕基功不可没,寄托了时下人们对领导层的期望。在 1998年的经济困难情势下,总理朱镕基毅进行铁腕改革,有效缓解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并且有国企改革这样的手笔,进入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腾飞。当下人们谈论 1998年经济的困难,无疑也隐含了对改革勇气的呼唤和对局势好转的期待。

不过,从 1998年到2016 年,中国经济的体量和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外汇也使得中国应对经济危机有更多选择。从量到质的改变,以及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根本性转换,是比较当下与 1998年中国经济时所不能忽视的。

比如,经济学家巴曙松就指出,“这一轮的产能过剩和 1998年相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998年主要是一些下游产业产能过剩,比如纺织,相对来说,它去产能的难度相对要低一些,这一次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上游产业,去产能难度更大。 ”

1998年对中国经济是个转折点,但 2016年中国经济能借助“供给侧改革”实现逆转吗?这时候,回望 1998年对我们应该是有益的。

下面是近期对 1998年中国经济最有见地的两篇分析文章。向读者推荐。

延伸阅读 一

中国经济 温故1998

文丨胡家源 王雅洁 降蕴彰

1

201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北风起,霾渐散,天转晴。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习惯了从拥堵中开始平淡的一天,路永远是稀缺品,以至于“用时间换空间”的戏码在这座城市反复上演。而几天前,同样急于寻路的中国经济,刚刚从纪年上告别了这个异常凛冽的寒冬,继续在冰辙上艰难蛇行。没人能精确断言,下一个春天何时降临。

这一天是1月4日,热衷于新闻的人们发现,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头版、二版上,再次出现了冠以“权威人士”的解读文章,而上次人们见到这些字眼,还是在去年春天。那时第一季度刚刚过完,中国经济正在回落到一个让人“不难受”的速度上——7%,创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同期最低,但并未滑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合理区间。权威人士及时现身,并五问中国经济,在他看来,7%是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增长数字。

而在数字之外,微观中国的经济图景炎凉不均。

最显著的是尚未感受到资本寒意的新经济。互联网交易正以每秒数亿笔的比特量级,不停撞击实体商业破旧的城墙,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说,这只是整个经济版图“二维化”的开始。新能源则在小心翼翼地寻找连接用户的新入口——汽车,见证过光伏泡沫后,它们不再幻想独自挑战强大的垄断对手;机器人率先落地并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企业界和政府的宠儿,全然忘了早年富士康的郭台铭对“机器替代人”的冰冷预言……这是现实的A面。

现实的B面——围城之内,被称为旧动能的传统势力正在喘息。产能过剩如幽灵般挥之不去,钢铁、煤炭、有色、石化无一幸免,几乎全行业挣扎在亏损边缘。房地产库存一再刷新峰值,二三线城市的市长们开始为遍布郊区的空房子发愁,并默默承受土地无法继续变现的后果。看似风光的银行业被互联网撬开了一个口子,已然身体虚弱的它们正在快速逼近风险警戒线;而资本市场即将享受短暂牛市的最后一次狂欢。

2015年,中国经济的焦点在新旧之间反复切换,躁动不安。

“五问中国经济”的8个月后,已是新的一年。观察者发现,再度现身时,权威人士的视线已然收窄聚焦。

在这篇名为“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文章中,权威人士直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

而细心的人们留意到,在众多口语化的表述中,一个似乎早已为人忘却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确切地说,是1998年。

权威人士说,1998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相比上世纪90年代,现在我国的实力相当雄厚,经济发展基本面好,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前景是光明的,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历史无从假设。否则,若干年后回望现在,是否正如我们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国两代决策者们的思考和行动已然殊途同归?

2

1998年是另一个躁动不安之年。

经济数据的异样首先出现在统计局官员的视野。刚刚过去的1997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突然下滑,不仅致使全年增长8.8%,明显低于上一年的9.7%,最显著的是,通货膨胀率从8.3%骤降至0.8%。“软着陆”不到一年,中国经济刚从两位数的高通胀中走出,眼看要转入平稳轨道,却又要面对通缩“脱轨”的风险。

决策者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来源。中国的外贸管理部门没有预见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糟糕程度,乐观情绪在出口外贸领域过度蔓延,他们甚至把 1998年的外需增长预期定为10%。在接下来的三年间,负增长成为常态,这份乐观明显彻底地失败了。

2016年1月6日,已旅居海外的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对经济观察报说,这是当年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经济从高热变成了平稳后,马上进入了急剧的下滑。从外部因素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很大,外贸由高增长变成了负增长,而且资本外流,这个情况和中国近些年一样,或许比现在厉害得多。

外贸乏力,内需的启动同样生不逢时。那些年,决策者一直在推动住房货币化、社会保障市场化和教育有偿化政策,企业家和商场也忙于价格战,期望从消费者手中掏出真金白银。然而,对于当时人均收入不过700多美元的中国国民来说,即便按照世行标准,也仅仅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

而且,中国的城市化率当时只达到30%,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1/3,居民储蓄率连续数年在30%上下浮动,且呈逐年递减趋势。鼓励消费、启动内需的政策落至民间时,似乎已有心而无力。

经济则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根据宏观监测预警系统,到1997年底,经济运行已处在“正常”与“偏冷”区间交界处,客观上存在继续减缓的惯性。

经济学家们纷纷开出药方。以吴敬琏、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从紧,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因《交锋》一书名噪一时的财经作家凌志军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当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时,经济学界的分歧开始明显。”

这是中国成功实现“软着陆”的第三年。

1998年3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但在决策者看来,比气候更难把握的是中国经济的体温。究竟应该防过冷还是防过热?经济增速需不需要保住下限?继续前行的路经何在?一系列选择摆在了刚刚履新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面前。“保8”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开始的标志,正是在那种特殊境况下被提出来的。尽管如此,决策层仍对199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心有余悸。

在担任总理后召开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朱镕基明确表态,初步估计,8%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第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

那么,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3

邱晓华对1998年这段经济史记忆犹新。

从1993年就开始担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后来又赴安徽省挂职省长助理的经历,让他深刻体察到了中国经济的沉重病体和微观痛处。

他在当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范围内有96%左右的工业消费品处于供过于求或供需平衡状态;六成以上的企业反映生产资料供过于求;加工工业中生产能力利用不足50%的企业在三分之一以上。38万户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成品资金占用超过6000亿,其中非正常占用近2000亿。

1993年以来的“大干快上”和投资风潮,在经济“踩刹车”后病灶尽显,产能过剩便是其中的典型一例。问题是:药方在哪里?

邱晓华在次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回忆到,对带动今后经济增长的新成长点问题,各方面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综合来看,大致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继续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投资,以总量扩张求得经济发展;二是以开拓市场为中心,以市场启动带动经济增长;三是进行资产重组,以结构调整获得经济增长。

在他看来,第一种思路,虽然在具体政策操作上相对比较容易,短期内也可以刺激经济较快发展,但长期必然导致金融体系难以承受、财政状况入不敷出,由此,通胀风险势必卷土重来。第二种思路则受制于居民购买力和外贸环境的变化,短期内难有明显进展。而第三种思路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顺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可取之路。

因此,在公开发言时,邱晓华不遗余力地推崇后两者,特别是第三条。

巧合的是,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颇为流行。

1998年6月26日,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在当地会见朱镕基时,就曾谈到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他说,中国的信誉现在很好,即使发展速度只有5%~6%,也不会对你们有多大影响,关键是看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是你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改革路线”。

鲁宾所说的“改革”,中国的决策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

这项名为“国企改革”的浩大工程,实际上从1978年开始,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袁东明所说,“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只有当不改革的风险大于改革风险的时候,改革才会成为必然的选择。”

当中国的决策者不去主动选择时,市场就会代替决策者们去选择。显然,随之而来的惩罚也是残酷的。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997年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之后,有12个省(区、市)为净亏损。从行业状况细分看,多个行业部门亏损严重,其中纺织、煤炭、有色、军工、建材为全行业亏损。

以煤炭行业为例,1997年这个行业有国有大中型企业170户,总计实现利润不过4亿元。其中,盈利企业108户,亏损企业62户,亏损面为36.5%。

亲历者的观察更为触目惊心。原国资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一书中写到,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已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下风。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亏相抵后实现的利润只有428亿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亏损的源头不仅来自市场。据国务院减负办1997年的调查,国有工业企业各种不合理负担在500-600亿元左右,占实现利税的20%,超过调查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额。政企不分的遗祸显而易见。邵宁认为,按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将是一个全面瓦解和溃败的形势。

多米诺骨牌的下一站将是银行。当时国企的亏损已经通过贷款,逐渐蔓延到刚刚建立企业制度的商业银行群体,风险开始渗透进整个金融体系。官方认可的数据称,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3%,已接近破产边缘;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在1997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了1998年9月就骤然上升到31.38%。

一些海外媒体和机构甚至宣称,中国银行业从技术层面实际上早已破产。

退途已绝,剩下的只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4

1998年1月,上海的《解放日报》记载了一件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

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的工人们把机器上凡能拆的机配件、锭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个生铁的主机架,然后开始敲。机架很结实、很厚,他们得用力地砸,还得轮流干,直至机器成为一堆废铁。紧接着,一位工人跟着装废铁的车去了上海钢铁三厂,看着吸铁盘把废铁吸起来,放进熔炉。随后,上海申新九厂3000多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

这就是当年闻名全国的压产改革第一锤。

在这一锤敲响的两个月前,朱镕基把上海多个棉纺厂的厂长、纺织集团的副总,一一请到所住宾馆,目的是听对方算账:如果关掉1万纱锭,要减掉多少人,这些人如果回到社会上去再就业,要用掉多少钱;1万纱锭上面借了多少银行的钱,如果要还掉银行的钱,又要如何操作……

这是人们对于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改革,留存下来的最初印象。温故而知新。对于当年那些事,周放生是格外留心的一群人中的一员。

尽管早已退休,他对自己曾亲身参与的改革历程仍记忆犹新。2016年1月7日,周放生对经济观察报说,“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1998年中国经济经历的,正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供给侧改革。”当时周的身份,是原国家经贸委企业脱困办公室副主任。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提出的目标。作为亲历者,周放生至今还记得,总理当年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说,“国企三年脱困中央下决心了,如果到第三年不能完成脱困的目标要求,辞职以谢天下”。

“作为一个总理,他把自己的后路断了。以‘壮士断腕’的大无畏的精神推进改革。”周放生说。

军令状已立,不容不进。接下来的一幕幕一定会让今人感到震撼。决策者们一次性把本溪、抚顺的煤矿全关了,辽宁的全部有色金属矿,除了一个铜矿外,也全部关闭。

三年时间,煤炭行业总计压产4亿吨,钢铁、有色、军工也相继成为压产改革的重点行业,这一长串名单里还包括建材、制糖、石化、电力……

如果1998年的记忆只停留于此,它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位置不会那么重要。

1998年,朱镕基宣布费改税,在费负高于税负的年代,这相当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与此同时,他宣布启动政府机构改革,15个部委被精兵简政,这项冒险之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下子闯进了两个“地雷阵”。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正是不折不扣的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

就在决策者为国企甩掉包袱时,“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那些资源,却呈现出了别样的活泼色彩,以至于改变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格局。

从数据上来看,改革让当年国有企业的产值大幅度缩小,三年后比例直至不到20%。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从最初的机电制造迅速切入到装备制造,再进军重工业制造,乃至后来的基础设施领域,最终为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描述了一副生动图景。

这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一方面,一年前的十五大,已经为民营经济正名,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如2016年1月,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所描述的那样,“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邵宁在书里统计,全国6659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三年时间共计下岗分流2100多万人。当然,由于再就业工程谋划在先,财政补偿和社保体系建设成事于后,以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承纳了一部分就业人口,整个社会经历的动荡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但中国经济承受的压力,并不轻松。启动改革的当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迅速下探至7%,到了前三季度,也仅比上年同期增长7.2%。要完成全年“保八”,下半年的增幅应该是9%以上。

财政开始加足马力保驾护航。1998年,项怀诚接替刘仲藜担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被任命为副部长。随即,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以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六个月后再次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分两年列入预算,此后追加到2000多亿,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以支持基础建设投资。

然而,当年经济增速回升至7.8%就止步了,“保八”承诺失之交臂。于是,第二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顺势将中国的经济增速预期调减为7%。

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宣布,中国国企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完成。此前的1999年,中国剥离了1.4万亿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此后的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而从1998年到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于“七上八下”间,通缩阴影挥之不去。

从开始去产能到现在,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2003年,一个久违的词汇,“过热”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同比增长了9.1%。官方确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

延伸阅读 二

1998年朱镕基的供给侧改革经验

文丨徐朝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在江泽民和其他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和配合下,大刀阔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当时,国内还没有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但是,朱镕基的某些改革举措算得上货真价实的“供给革命”。

朱镕基面临的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他不仅需要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得对庞大而低效的国有企业实施改革和重组。朱镕基还加快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并力促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

这些改革,在改善供给端微观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影响深远,国内外有大量研究可以证实这点。然而,这些改革更具有基础性,旨在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虽然也是在供给端着力,但并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供给经济学的专有词汇,供给学派推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对抗乃至取代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侧管理。众所周知,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是调节宏观供需失衡、熨平经济周期的利器,因而,供给侧改革是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是为解决短期经济周期问题而生的。

“里根革命”想做的就是这类典型的供给侧改革,只是失败了。它证明里根的减税和去管制等改革举措,并不具备供给学派宣传的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能力。

人们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止一次上演了依靠供给侧改革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好戏。可以说,里根的“供给革命”未免夸大,而中国的“供给革命”却是实实在在的。朱镕基1998年担任总理后,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绝佳案例。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大部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发动竞争性货币贬值,这对中国产品出口形成强烈冲击,并直接导致经济增速连续两年跌破8%。那时,社会各界普遍预期中国以后难以再现高增长荣景,增速只会越来越低,悲观气氛跟当今中国有些类似。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该通知为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成为城镇居民住房的主体供给者扫清了最后障碍,将探索了十多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推入收官阶段。

这项改革的震撼力如今已被我们所认识:199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约在4%左右,而到了2004年该比重飙升至8%,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GDP重新推回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2005年后,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突然大幅度增强,而政府又开始调控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暂时有所减退。

90年代中后期,政府曾将钢铁等重化工业定性为严重产能过剩行业,严厉压缩其基建投资规模。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强势启动,钢铁等重化工业产品突然从过剩变成短缺,价格连年暴涨,居然成为新世纪初叶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产业。2000-2007年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期,而这段黄金期至少前半段的首功当推房地产业。

为何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能够产生里根的“供给革命”难以企及的巨大效果呢?原因是中国此前存在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的扭曲性制度安排,笔者曾在一篇名为《供给抑制政策下的中国经济》(2014年《经济研究》第7期)的论文中称之为“供给抑制政策”。

该政策的含义是,中国居民存在着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有效消费需求,但是,在各种限制性制度下,商业资本却难以进入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领域,导致供给严重不足,潜在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福利分房制度就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抑制政策。

1998年之前,中国城市居民并不缺乏购房需求,而是低效的行政供给体系根本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住房。住房市场化改革为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来供给住房扫清了障碍,破除了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抑制政策,潜在的住房消费需求立刻就被激活。由于这一市场体量庞大,政策松绑很快就解决了中国90年代末的产能过剩问题,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实,1998年之前,中国也不乏依靠供给侧改革解决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的案例。比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轻工业产品普遍短缺,而政府主导的国有工业体系却无力供给足够的轻工业产品。于是,政府放开准入限制,大量的乡镇、私营、外资乃至地方国有企业纷纷涌入轻工行业,相关产业立刻出现供需两旺的繁盛景象,这是理解中国80年代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逻辑。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领域的供给抑制政策得到纠正和革除的进程并不一样。

在供给抑制政策基本消除的领域,商业资本大量涌入,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在其他依然受制于供给抑制政策的领域,产品供给则严重不足,大量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针对那些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领域深化改革,着力破除供给抑制政策,大幅度降低准入门槛,可以快速释放有效需求,并通过上下游的带动作用产生需求放大的乘数效应,最终推动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数次实施成功的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经验。

本文来源:财新网,智谷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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