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一个老狐狸的肺腑之言

◎ 文 | 曹东勃

基辛格已经九十多岁了。像他这样总是赤裸裸地从血淋淋的地缘政治和权力结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不单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被现代权利意识熏染了三十多年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不太容易接受,就是在思想一贯解放到最前列的他的本国同胞那里,也不怎么招人待见。在他更早的一本《大外交》中,基辛格就多次抱怨美国人民在外交上的幼稚,在国之大事上婆婆妈妈,任由感性情绪逆流成河。

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前夕,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邀,在重庆唱红运动达到最高潮阶段,不远万里前来站台。他对中国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不很在行,站错了队。但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目标、动力和具体运作则绝少误判,把握得异常精准,简直是深入骨髓、鞭辟入里。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大概可以视作他观察和研究中国外交及中美关系的扛鼎之作。

真实动机 行动逻辑

如果说同时期面市的傅高义那本《邓小平时代》显得比较凌乱的话,基辛格此书是有一个结构的。尽管这两本书在史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新意,该知道的人们早就知道了。

全书共十八章,时间跨度则从晚清直至当下,侧重于1949年以来的当代史,以中美关系为主要评论对象,在这个前提下也涉及到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事务。

在开篇部分,基辛格抛出了他对于中国独特性的几个论断,这成为后面洞悉中国外交真实动机和理解其行动逻辑的基本原则。我试将这些论断略作概括:

第一,中国的悠久历史、丰富资源使其有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验,对对外交往特别是对通商贸易缺乏内在动力。

第二,儒家学说具有反求诸己的内向化世俗化指向,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及作为对这一事实的反应的天命说,则使中国历史上长期没有进步史观的土壤。

第三,中国人对世界和世界秩序的想象与西方大不相同。“天下观”之下是一个有中心、有边缘、有等级秩序、有华夷之辨的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是理论上谋求相互承认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体系。因而中国的皇帝不追求“输出观念和输出革命”,但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压根不相信平等,只相信以天朝为中心的、各居其位、各安其分的一个完美的政治托勒密体系,这个体系是公正的,但不是平等的。历代王朝都将占领和管理偏远地域视为一种麻烦,即便是主动来投,也要选择性地接受,相比之下,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驾驭近邻。设礼部处理与进贡国的关系,设理藩院处理与未开化游牧部落的关系。

第四,以夷制夷、以夷伐夷是天朝上国对于不肯归顺和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蛮夷的一种政治策略,旨在防止夷夷结盟对天朝形成包围,即是说,反包围、防御性是中国外交乃至军事决策的基本出发点。

第五,诸葛一生唯谨慎,中国人绝少孤注一掷。中国的战略思维是围棋式的,西方的战略思维是国际象棋式的。后者寻求通过一系列正面交锋、决战决胜,而前者有足够的耐力苦心经营、迂回包抄,在棋盘上占“空”,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后者要求目标专一,前者要求战略灵活性。

第六,相较西方战略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战略家尤其重视心理因素,注重对“势”的判断、把握和因应。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异常现实、克制而有度,无论表面上如何虚张声势,但实际中最懂得见好就收。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彻底消灭对方,所以只要化强敌为弱敌,加强自己的战略态势,既要斗争,又要斗而不破,互斗共存,斗到适可而止即收手。

第七,因第五条和第六条的缘故,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往往由于如下的战略误判:中国自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被西方世界视为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慑行为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他的包围——而如前所述,中国最为敏感的是被包围。因为下棋规则不同,西方认为没有实质性对抗的一招棋可能被中国认为是处心积虑谋划的一盘大棋,而中国出于积极防御动机对外围任何风吹草动所作的过激反应甚至进攻性威慑都会被西方视为好战之举。

上述观点贯穿了基辛格分析晚清至当下170年历史的全过程。

以夷攻夷 自污诱敌

鸦片战争是天下观世界秩序与近代国际体系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在此前的几十年,自负的乾隆皇帝拒绝了马噶尔尼使团关于通商贸易和互派大使、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要求,关上了和平转型的最后一次机会窗口。而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大国、海洋大国,迟早要突破“天下观”秩序所“分配”给他的“朝贡蛮夷”地位。战争的惨败暴露了天朝的羸弱无力,第一批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中频繁出现的“蛮夷”要求“地位平等”的措辞,彻底击溃了土皇帝们对世界秩序的封闭想象,整个国族的自我意识面临着再建构。

此时的中国,在内部抗争此伏彼起、动荡不安的同时,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外部威胁:来自欧洲的西方列强,主要是“劫财”——要求开放通商。来自北方的俄国,主要是“劫色”——对领土有根深蒂固的要求。这两股力量都无意颠覆和取代清廷,认为那不符合它们的利益。来自东方的日本,是潜在的更大威胁,不仅对经济利益和领土有主张,更在文化上有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的野望。

在这种局势下,晚清出现了最早放弃天下秩序、转而吸收现代均势外交理念并和以夷制夷、合纵连横的本土思想资源相结合的一批外交官,以奕和李鸿章为代表。今人只记得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少有人知道前面还有一句“调夷之仇国以攻夷”。

这是一个脆弱大国的职业外交官能想到的一套以毒攻毒、自污诱敌的七伤拳打法,百余年来屡试不爽。与其让英夷独占好处再卖与他国做人情,不如索性忍辱负重、宽衣解带、敞开胸怀主动对所有国家门户开放,把众夷齐齐引入中国,防止任何一夷独霸中原。依靠这套打法,李鸿章在马关谈判后立即着手促成“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以俄国为主导促成了日本把已经吃进去的一块骨头再吐出来,这已殊为不易。

俄日矛盾与其说是有其地缘上的内在性,不如说有相当大一部分因素是李少荃挑起来引狼入室以毒攻毒的。当然,俄国人也向来不是吃素的,此后的代价就是俄夷在满洲一家独大,德夷占了青岛,法夷巩固了越南。以夷制夷的前提预设是制度变革以自强,否则就只能成为大厦将倾、独木撑危楼的苟延残喘之举。但即便如此,这套七伤拳法竟能延续晚清命脉七十年,同时也让如此一个烂到渣的国度在100年的殖民扩张高峰期中仍保住了些微的主权(要知道同时期其他成为殖民扩张目标的国度无一例外地完全丧失了本国独立),以至于只能用所谓“半殖民地”来概括,这的确是个“奇迹”。

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

毛泽东也深谙以夷制夷之道。所不同于晚清者,他所接手的中国和他的意识形态带给他的优越感,替代了天下秩序的内在优越性。1949年,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性达到了鸦片战争以来的高峰,但“体系”的紧箍咒越勒越紧。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中、欧、日五大极点的关系特别是中美苏三角关系始终变幻莫测。

在美苏两个核大国之间,中国如何站队?在起初,这并不是一个难题,尽管“一边倒”的决定过程是有些波折,而毛在莫斯科被斯大林冷遇的两个多月里,中美之间也确实存在着暗通款曲甚至中方改投师门的可能性。斯大林之后,苏美一度都致力于把中国拉入“体系”,让其接受现行国际秩序。但毛认为冷战中的威慑概念过于消极,他不会等着被动挨打。只要感觉到“被包围”的威胁,他就不惜主动出击。

这实际上和后来美国的先发制人理念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地方则在于,美国先发制人的目的是取得胜利和军事优势。毛和后来的邓的先发制人观,旨在改变双方的心理平衡,降低更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1954-1958年的台海危机、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1969-1971年的中苏边境冲突以及1979年的中越战争,这几次进攻性威慑都具有如下特点:长期酝酿,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见好就收,在心理和气势上把对手压回谈判桌上来,继之以政治上的后续动作,目的就算达到了。

中国很清楚长期占领和提出领土要求是自讨苦吃,这不是其目的。所以对于“原子弹不可怕,帝国主义纸老虎,炸死一半剩一半,把北京上海武汉让给帝国主义,上山打游击”之类看上去极其匪夷所思的好战言论,同时代很多人被忽悠了,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被吓住了,赫鲁晓夫被吓住了,美国人也被吓住了。大家都认为遇到了疯子,其实这仍然是百年前李少荃所创的副作用巨大的七伤拳,要义就在穿鞋的怕光脚的,冲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不惹穷得乱碰的。基辛格当然看得出中国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空城计的博弈,虚虚实实。

1970年代中苏矛盾达到了顶点,中国在美苏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明确了优先序。中美恢复接触,确立了准同盟的关系。整个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毛泽东概括的“一条线、一大片”,这实际上是“连横”,就是按照大致的纬度划出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战略线,团结这条“线”的外面的国家即“一大片”,形成对苏联的遏制包围圈,在全球抵御苏联扩张。这时美苏争霸中在表面上苏联正处于上升期,美国固然有此意愿,而中国的意愿尤为强烈,且经常充当咨询顾问的角色,动辄急不可耐地指责美国又对苏联心软、妥协、投降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长期宣传后的效果是,毛主席一手策划、周总理亲自执行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大转圜,中国在既反帝又反修、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闹僵十年后,终于缓解了地缘政治上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似乎是毛主席一招手,美国的尼老儿就乖乖地、急不可耐地飞抵北京觐见一个尚未建交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要知道,当时伟大领袖“亲自导演”的这一出中美接触,让多少一直紧跟中国批判美帝的国际共产主义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如果当年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比中国对美国的需求更迫切,为什么1972年尼克松已然访华,中美建交却迟至1979年1月呢?这可不是什么水门事件的偶然性所能搪塞的。中间的七年时间经历了三任美国总统,他们都在想什么呢?

很显然,美国一直主导着局势,控制着节奏。他像一个化学高手,不断地配平地缘政治的方程式。一手拉拢中国,一手与苏联签订了反导条约,美苏关系也大为缓和。这当然让中国人感到被出卖,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别无选择。只有在中美走近的同时,不时在国际场合数落美苏缓和的虚伪性、欺骗性。

让我们继续讨论毛时代。在“一条线、一大片”之后,毛又提出“三个世界”,主要是因为“一条线”太接近于传统的集体安全机制,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三个世界”则允许作为权宜之计对两个超级大国区别对待,赋予一种战术上的灵活性。事实上,一直到八十年代,随着里根任期内中美之间渐生嫌隙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急剧退缩,中国的外交政策才再次出现变化。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较七十年代明显下降,此时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残留的台湾问题又浮出水面。

1982年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于一切国际问题,中国将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从70年代的中美准同盟关系又回到了“三个世界”的立场。

1979年的中越战争大概是中美作为冷战时期准盟友的最后一次完美配合,其政治象征意义无论如何也不应被低估。其出发点也很明确,地缘政治与拒绝坐视“被包围”状态的形成是最主要原因,虽然客观上对红色高棉残余势力提供了喘息之机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在苏越结成军事同盟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场成功的打脸行动,向全世界暴露了苏联正在走下坡路以致鞭长莫及(当然这里面有中美联手造成的巨大制约作用),同时也给如越南一样的苏联盟国当头一棒,使其看到苏联协防承诺的不可置信性。

任何战争,都有着漫长而细致的前期外交准备,充分研判战后可能的形势,尽最大努力孤立敌人,拉拢盟友,稳住中立国。以此判断,中越战争的外交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对当时深度嵌入冷战后期美苏两大板块站队之中的中国而言,没有第二种选择。打越批苏,是内政外交的高度统一,中国人支持,美国人也支持,东南亚国家更是乐得观望,这场战争的功能定性非常清晰。邓小平花了一年时间五次外访,绕着越南访问了尼泊尔、东南亚诸国、日本、美国以及朝鲜,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这场军事行动作外交准备。虽然这场战争中,中国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在当时北方面临陈兵百万、西部接连出现阿富汗和伊朗事件、南部面临一个即将形成的统一的且反华的印度支那联邦、内部则是经济行将崩溃,当此之际的这次行动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

共同进化 永久和平

基辛格对权力博弈有深深的审美偏好,如同爱看三国的中国人,这是无可厚非的,大可不必非要用道德说教和意识形态的大帽子来批判。他对中国的友好与其说出于价值,不如说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中美两国没有理由走向剑拔弩张。如果说他对未来有什么忧虑的话,主要在对两国都出现的一些愤青观点是否会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进而误导政治家对外交大势的判断上面。基辛格列举了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少壮派特别是一批军方人士的表态,对此深感忧虑。他们顽固地坚信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的,是“必有一战”的。

对上述激进派声音,基辛格特意把100年前英国外交部官员克劳对“英德必有一战”的判断拿出来作为对当下的中美关系一个对照。克劳认为,结构性要素排斥合作和互信的形成,相互竞争终将走向最终摊牌。

基辛格则认为,战后六十多年来形成的北大西洋国家的超越国界的集体安全机制完全无法应用到亚洲国家。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因素,亚洲国家始终认为与邻国处于潜在对抗状态。许多亚洲国家经历过被殖民,独立的历史相当短暂。对他们而言,主权是至上的,部队跨越边境的行动被认为是一种侵略,不干涉内政是国家间的基本准则。在这样的地区结构中,外交的目的必然是维持均势。任何打破均势的行动都会引发新的再平衡行动。

为此,基辛格建议,中美两个太平洋两岸的最重要大国,固然不是伙伴关系,但应当谋求“共同进化”,各自都有各自关注的国内事务,在可能的领域内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美国如果公开把亚洲国家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都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为中国是该区域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多数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反包围”意识过度敏感,追求绝对的安全感,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必定遭遇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这个地区国家间脆弱的互信关系使他们任何一个小国都惧怕任何一个大国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中国和美国都必须接受一个对方存在并发挥较大影响力的亚太格局(官方常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大概此意)。

最后,我要原文照录基辛格此书的最后三段话,不是因为它多有文采,而是从这两段话里看得出这位90岁的老政客、老狐狸、老中国通在其人生垂暮之际,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极具诚意的表态: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自从半个世纪前攻读研究生时,就研究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作。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其著作《永久和平论》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微信公众号:meilongmujiang。


“如果你觉得我们干得不错,

可以给我们的支付宝转账,以示鼓励。

智谷趋势支付宝账号:

zgtrend@zgtrend.com”

请点左下角“阅读原文”注册会员

 

Leave a Reply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