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企业家过多精力放在官场上

智谷趋势按:本文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11月7日在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年会上的主题演讲的实录,略有删节。其中对中国经济升级的分析颇有见地,值得参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 周其仁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变大了,但机会也很大

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是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中国这些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这样一来,我们要比人家差了80-100倍呢。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下去;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车从一开始的不象样,到后来慢慢象样,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像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倍。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学习模式在改变,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十年、二十年,不过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战。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麻烦了,它们的资本都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发达国家很难受。

那么,再往后看5年、10年,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三个“海平面”,我们升上来了,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越南的人工比我们低,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中国就是净投资输出国,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严重起来。跟过去十五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中国开始造车造船了,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位,当年我们怎么逼发达国家的,今天我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

阿里巴巴融资以后,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革命闹到从农村去,在全国闹10万个淘宝村,通过互联网,把村庄这一级的生产、消费,跟整个国家,跟全球联到一起。

其实,农村积聚了一些县城的购买力(比如对绿色食品的需求),因为商业通路不够发达,这个购买力被抑制住了,人为的提高了储蓄率。农村是有消费力的,需要大家把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就是讲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装多少人,能够有效的生活在一起,能够生产多少产出。

美国85%的GDP集中在城市,GDP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50%的城市化率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一方面对他们不公,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GDP,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亿~5亿美金,而国内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人民币。这里隐含的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来空间观。未来5年、10年、15年,空间摆布好了,一定空间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未来第二个重大的机会,也是第二个重大的挑战。

第三个问题: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现在增长最快的是,从全世界弄货,然后卖给中国人,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逼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任正非最新的这款手机评价是很好的,拿这个尺度再看5年,我看苹果够呛。小米现在有一些东西做得很好,信奉的是学同仁堂这个400年老店,就是品质好。这种企业家开始有了,但是不够多。

华为现在主要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的很多产能,其实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是品质不够好的,差那么一点点的,某种程度上真是对不起我们消费者。

我们现在就是低品质、高速度,还破坏环境。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不够好,因为我们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我们还是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这个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是高速度,但是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大问题。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的问题就重要了。

创新,首先要从教育做起。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中国这么多人怎么没有想法呢?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工作,我们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认真改,我们会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杀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当年英国启蒙革命的所在地,经验主义的发源地)。你看这个苏格兰,那真叫穷山恶水,十七世纪之前那个地方很野蛮。就是几个脑袋改变了她,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大陆的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当时爱丁堡5万人,整个苏格兰100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我们今天重庆市还要小,产生了多少东西,产生多少思想家、创造家、发明家!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要是没有他,全人类的期望寿命值怎么会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机来自爱丁堡,指纹识别来自苏格兰人,大家都爱的高尔夫球也是苏格兰人发明的,听说是放羊的时候发明的。

我去了以后,很受感触。我们这么多的地方,7.7万平方公里有的是,为什么不能形成“产生想法”的地方,让想法层出不穷,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做好了,我们的人才就没有问题了。

第四个问题: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你看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我个人评价也是挺好的。可是,这件事情上真正要靠的不是抓人、拉人,要变成一套体制,一种文化,谈何容易。

你看现在,一个官出问题,一批企业家跟着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出问题,一批官员也出问题。其实,这些官员和企业家我们都认识,也不是都没有做过好事情,是体制错了、文化错了、氛围错了、风气错了。一个接一个就掉进去了,可是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来呢?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是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怎么来处理纠纷?谁都不听他的,他发个房产证你也可以作废,东到哪儿、西到哪儿,大家可以改,政府要这样,这个市场就垮台了。政府要非常强才行,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你怎么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很好,两头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这个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足,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时间、精力没有放在产品上,没有放在技术上,没有放在市场上,过多的精力放在官场上。问题是,你不放在上头还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对手放,你就要输。这是个“每个人都不想要,但每个人都陷进去”的一场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有效的国家,同时受监督,有效的权力,同时受制衡,权力在笼子里头,不能放在笼子外头想咬谁咬谁,要有规矩,要有法制,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所有的日常的活动息息相关。

中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开出一些“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的单子就是四个问题:

首先,中国在全球怎么定位?发展了20年,开放了20年了,两个海平面变成了三个海平面、四个海平面,我们怎么定位?受其利,防其害。

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巨大的潜力。

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背后“支持产品质量的想法”的生产,创新科学。我们有过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欧洲一样,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我们跟欧洲比缺三个东西,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科学革命,没有近代启蒙运动,然后国家不行了。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了不得的是歌星,不是科学家。今天,科学家斗不斗得过歌星,卖张票就知道了,差太多了。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中间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空想的。可是,你让政府来,他弱了不管用,强了你管不住。必须要承认,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好好解决,它是有可能构造我们的未来的。

很好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最后,我讲讲这个“新常态”

我仔细读了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讲“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投资银行家先提的,意思是别急急忙忙以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就是零左右的增长。其实,这个估计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错的,美国现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长,就业不太好,但是经济增长不错,为什么?两个海平面的效果。哪家公司真按当年零到一的增长来做投资布局的话,会输的一塌糊涂。

习总讲的是“适应新常态”,是把心态先调过来。你这么调过来以后,将来什么叫“新常态”?我的看法是:(新常态)不取决于经济学家的预测,我们现在说将来是四、五、六、七、八,取决于行为,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今天做什么选择,做什么行动,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从前景看,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很好的发展前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面对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最后我的结论是:这些都取决于我们的行动,首先包括各位在座的行动,谢谢各位。

本文来源于“人文经济学会”,微信号"HES2012",

本文不代表本账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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