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新变局:中国或获得石油之外的收益 | 智谷趋势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程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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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正经历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以来最严重的动荡。在内战的炮火中,迎来了新总理和新一届政府。

9月8日晚,伊拉克国民议会正式批准海德尔•阿巴迪任新一届政府总理。至今已完成8年总理任期的马利基将离开总理职位,转任副总统。这也意味着伊拉克战后长达八年的“马利基时代”宣告终结,伊拉克政治重组迈出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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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是议会制国家,总统是国家元首,实权掌握在总理手里。伊拉克作为多种族、多教派国家,此前身为总理的马利基本来应成为国家团结的黏合者,但总的来看他在这方面并不成功。

伊拉克国内存在三大群体:聚居在中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在中北部的逊尼派穆斯林,聚居在北部的库尔德人。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占到总人口半数,而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是相对少数。

此前在伊拉克进行强权统治的萨达姆是逊尼派。在他执政期间,并不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垄断了政权,并且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进行压制。

马利基作为什叶派,加入过反对萨达姆的政党,并因此流亡海外。他上台之后,什叶派在伊拉克政治中的地位日益吃重。

虽然名义上伊拉克议长职位仍然由逊尼派担任,但逊尼派普遍感到,在现行的伊拉克政治体系中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占据了包括总理、外交部长等要职,而逊尼派的内阁部长大多只负责教育、卫生等事务,在内阁中颇有些“花瓶”的意味。

由于马利基执政期间没有充分照顾逊尼派等少数派别的关切,使伊拉克国内不同教派之间的隔阂加深。有分析指出,正是这种隔阂为ISIS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契机,ISIS以逊尼派地区为活动的基地,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逊尼派对马利基政权的不满。(参见《伊拉克内战:你应当关注的当前最大国际事件》,可回复数字“86”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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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利基最初靠反萨达姆进入政坛,但他执政后同样也带有威权色彩。

根据伊拉克宪法,总理同时担任武装力量总司令。马利基在执政之初就控制了几个关键旅。2007年2月5日,他成立了巴格达作战指挥部,将首都地区所有警力和军事武装的指挥权整合到一位将领手中。如此一来,他调动军队时,就可以越过以往需要经由国防部执行的指挥链,直接向总理下设的办公室发指令即可。2007年4月,由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训练的两个反恐旅开始由马利基办公室下设的反恐局指挥,共约4000人。这些部队从反恐局领取军饷,从此不再受国防部节制。这种架构方便马利基任命他信任的军事将领。此后,他又将这种模式在伊拉克许多省份推广。

马利基不仅身兼伊拉克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还兼任国防部部长和内务部部长,掌握了对所有武装力量的实际指挥权。2009年,英国《卫报》刊文批评马利基是“极权主义”,马利基反戈一击,起诉这家英国报纸,要求赔偿将近一百万美元,还准备关闭该报驻巴格达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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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年末开始,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英文名ISIS)迅速崛起,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和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等多个重镇,大有兵临巴格达城下之势。

在这种安全形势下,马利基谋求自己第三个总理任期的努力最终受到遏制。就连美国也不再愿意看到他继续执政。有分析人士指出,正是马利基在伊拉克实行的带有浓厚教派色彩的统治加剧了危机,他的下台或许对伊拉克国内团结有所帮助。

继任者阿巴迪,和马利基属于同一什叶派政党,也曾因反对萨达姆统治而流亡。在获任命为总理之前,他是伊拉克第一副议长。在政治上,阿巴迪较马利基更加温和,被认为有可能促进伊拉克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利益调和,而且他英语流利,对西方世界更为了解,有助于获取西方社会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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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巴迪确认出任总理之前,伊拉克议会于7月选举出新任总统马苏姆。随着新任总统、总理先后就位,伊拉克完成了200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权力重组。

然而伊拉克战火依旧,伊拉克未来前途未卜。

目前来看,伊拉克政府军很大程度上无力收回被反对派控制的地区,而奥巴马政权也不愿意轻易介入伊拉克战局。

在乱局中,逊尼派阿拉伯人反抗ISIS的力度很弱,甚至还有相当部分支持ISIS;在北部,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也在明显增加。阿巴迪肩负着团结逊尼派共同御敌和避免库尔德人宣布独立的艰巨任务。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拉克民众对阿巴迪的新政府质疑情绪浓厚,一些逊尼派认为马利基继续担任副总统本身就表明新政府并无多大改变,而马利基时期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自治区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各种遗留问题的解决也并非易事。

“后马利基时代”相较于之前的伊拉克政治,改变程度可能相当有限。如果阿巴迪不能够真正树立自己的变革形象,可能很难得到伊拉克民众尤其是少数群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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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伊拉克新政府的成立,为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伊拉克事务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911”事件纪念日到来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打击ISIS的计划。这一计划仍然不包括出动地面部队,但他希望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曾经反对武装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法国,已经表示愿意参与对ISIS的打击。相较于2003年美英单边主义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国际社会新一轮对极端势力的武装打击,有望体现出更明显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色彩。

ISIS组织在短期内可能很难被消灭,但受到遏制将是大概率事件。伊拉克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状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扭转,伊拉克中南部地区很大可能会免于恐怖势力侵扰,这将使国际能源形势维持在较为宽松的供应状态。

伊拉克最大的邻国——伊朗,其主要族群是什叶派穆斯林。随着伊拉克新的国内政治重组的完成,两伊基于相似的教派立场,可能会强化在反对ISIS方面的合作。自2013年中,鲁哈尼取代强硬派内贾德任伊朗总统之后,伊朗核危机已相对趋于缓和,未来如两伊政权在反对极端主义方面合作加强,也会成为伊朗和国际社会新的黏合因素。

此外,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和库尔德人武装在此次反ISIS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已为世界所承认。鉴于阿巴迪政权可能比此前的马利基政权更为温和,库尔德人的自治权有望进一步加强。库尔德人势力的增长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库尔德人是反对极端主义的重要力量,也能够为国际社会在伊拉克北部的投资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库尔德势力的增强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其离心倾向,使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面临新的裂变风险,进而引发中东政治格局的新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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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伊拉克新政府的组成有多方面影响。

在本月初议会正式批准对阿巴迪的任命之前,伊拉克一度出现新政府组建进程中马利基不愿下台的局面,中方认为这种情况无助于当地稳定,并公开提醒伊拉克注意“内部团结”。即使阿巴迪不是最佳的人选,但伊拉克开始新政府的组建,有助于内部政治整合,对保护中资企业在伊拉克的大量投资意义正面。

同时,随着国际社会与伊拉克当局强化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中国也可以尝试获取新的国际话语空间。中国和中东地区主要国家(逊尼派的沙特、什叶派的伊朗)都有较为良好的关系,中国如果积极在伊拉克危机中介入斡旋,可能会得到在石油和经贸利益之外,在中东地区新的战略话语权。

此外,伊拉克危机的解决进程,或可缓和中美两国战略对立升高的态势。乌克兰危机以来,世界两极化趋势日渐明显,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摩擦加剧,而随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反恐行动更趋开放,中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有了新的合作空间,这将有助于两国强化对战略分歧的管控,在中东等地区寻找新的战略利益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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