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让你看懂近期“反垄断” | 智谷趋势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 | 王笑哲 元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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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反垄断”一直是一个热词,从微软、高通、奥迪等,再到8月20日对12家日本企业开出大额罚单。

因为这些“反垄断罚单”大多针对外资企业,而且是在竞争性行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性垄断盛行的国家,这类反垄断执法自然引起了很多争议:“反垄断”是不是选择性执法?“反垄断”是否已成为中国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工具?

在将来,中国强化反垄断机制可能成为常态,中国政府对企业发起反垄断调查的案例还会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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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垄断一般分为两种,一类是行政性垄断,在多数国家见于需要统一管网的能源、电信、自来水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还有部分其他行业也设置了民营资本达不到的门槛,形成了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局面。

另一类是“非行政性垄断”,具体又可分为“纵向垄断”和“横向垄断”和其他形式的不正当竞争。

“纵向垄断”是指一个行业内的企业,利用自身在产业链条中的特殊优势,对产业链条上下游的其他企业实施控制,达成限制竞争的目的。

“横向垄断”,则是指某一家企业或几家企业联合,形成对市场的控制权并排斥竞争的行为,存在多种情形:其一是“价格联盟”,又称“价格卡特尔”,市场中多个强势企业联合,达成价格、数量、市场占有率乃至分割原料、销售市场等方面的协议;其二是达成其他形式的垄断协议,如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联合抵制交易等。

此外,居于强势地位的企业利用自身优势,“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或者采取倾销、搭售、歧视性交易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也属于现行《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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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最近这一波涉入“反垄断调查”的企业,是如何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规定?

先来看20日国家发改委对12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开出的12亿“天价罚单”。这一罚单是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中国反垄断机构开出的最大单笔罚单。

罚款针对的是日本零部件和轴承企业的价格联盟,这被视为一种“横向垄断”行为。国家发改委调查认为,12家涉嫌垄断的日本企业在零部件价格上达成了垄断协议,以控制市场价格获取超额利润。

而此前被调查的另一些外国车企,则涉嫌“纵向垄断”。2005年,中国出台了《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下称《办法》)。此《办法》奠定了中国汽车销售的基本模式,规定了4S店只能卖同一品牌的汽车,这为上游厂商控制下游经销商提供了极大的机会。中国反垄断机构怀疑,如大众旗下的奥迪等品牌,尝试对下游经销商进行控制,抬高销售价格。

但国家发改委针对国外车企所谓“纵向垄断”的指控,在业内遭到了质疑。政府在对这些汽车整车生产企业进行调查时,引入了“零整比”概念,执法者声称,整车的价格远远高于全车所有零配件价格的总和,甚至是零配件价格总和的若干倍。分析人士指出,汽车整车制造不能简单视为零配件装配,单单以所谓“零整比”概念以此认定汽车整车定价存在猫腻,证据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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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微软和高通的“反垄断”调查,则主要针对其利用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采取的一些不正当竞争手段。

虽然关于这两家公司反垄断调查的详情还未完全公开,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这两家公司应该没有涉及到“纵向垄断”或“横向垄断”,也没有和其他公司达成过具有垄断性质的协议。

近期官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微软涉嫌Windows与Office软件相关信息公开不完全,播放器与浏览器的发售存在问题,疑涉捆绑销售问题。2004年,欧盟就曾因微软通过操作系统的销售捆绑其视窗系、浏览器与播放器,或排挤多数相关软件公司,处以其近14亿欧元的罚款。工商总局最近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可能与欧盟当时的考虑类似。

高通公司是作为全球芯片技术的领跑者,高通的专利组合包含了从2G到3G再到4G的几乎所有通信制式。中国近期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主要围绕“将标准必要专利与非标准必要专利捆绑许可”、通过“固定的授权费”以及“浮动专利使用费”达到重复收费的目的、“对过期专利继续收费”等违法行为巩固其利益。这些行为,有滥用自身在行业内支配地位,获取不公平的超常收入的嫌疑。

近日,因发改委对日企的惩处,多数外媒质疑中方“选择性执法”,旨在排挤外企。此说法并非空穴来潮,单从数据来看,发改委自2011年第一次开出罚单以来,共有总计28亿元人民币之多,超过四分之三归至外企巨头。对此,中方官员虽曾多次声明其并无“排外”之意,但因为调查过程中信息透明度不足,外界质疑仍多而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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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外界关于中国反垄断行动是针对外企的评述,商务部日前予以坚决否认。但应当承认的是,从2008年《反垄断法》出台以来,中国的《反垄断法》远远未达到学界和业界寄望的“经济宪法”的功能,反垄断机构鲜少曝出大案要案,在2009年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2013年的茅台/五粮液价格同盟案后,引起媒体关注的反垄断风潮就是最近这一波。

本轮反垄断调查,存在让人诟病之处,首先在于信息透明度低,相较于美国、欧盟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国反垄断的信息公开程度很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至今没有披露过一则处罚决定全文,也没有对反垄断处罚决定公开召开过听证会,听取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各方意见。

其次,中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虽然成立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但只是一个协调性质的机构,具体的反垄断事务仍然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分头处理,呈“多龙治水”的局面,一方面这分散了反垄断的执法资源,也不利于对《反垄断法》完整和系统地实施执法。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反垄断执法的各部门还有其他管理权力,受调查的当事方为避免受到执法部门在其他方面的压力,很可能忍气吞声。

此外,商务部等有反垄断职权的机构虽然强调中国也对内资企业开展反垄断调查,但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内外有别”的区别对待客观存在。相较于在对外资企业采取反垄断行动时的高调,许多针对内资企业进行的反垄断案件往往以和解方式结案,并不对外公布违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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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垄断调查未来的潜在走向可能有几方面:

首先,执法力度会持续加强,发改委和工商总局等机构,近年来反垄断的执法人员逐渐增加,执法能力在加强。在《反垄断法》生效之初,上述机构开展反垄断调查较少,随着执法资源的增加,这些机构在未来几年中不仅要针对新发垄断案件开展调查,还要清理历史欠账。

其次,反垄断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将和政府的产业政策相结合,在重点行业,如电子、装备制造等领域有保护国内企业和民族品牌的倾向。在中国政府认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中国企业存在竞争的企业,可能是反垄断执法的重点。

再次,中国政府会根据反垄断形势,对反垄断执法机制进行微调,潜在的改革方向包括将现有的执法功能从商务部、发改委和工商总局剥离,成立新的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及提高反垄断执法的透明度,加强相关领域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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