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改元年的新常态经济与新权威政治 | 智谷趋势

□马浩亮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2014年中国正式迈入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个完整年份。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形势下,习近平作出了“适应新常态”的战略判断,这将对宏调取舍、结构升级、企业转型以及各省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方针,产生决定性的、方向性的重大影响。而在政治领域,随着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的落马入笼,中央八项规定、整顿四风的深入实施,以及党政军一系列重要岗位人事布局,中国正进入“新权威主义2.0”的时代。

新常态:习近平经济哲学的“世界观”

从5月份习近平视察河南时正式提出,“新常态”无疑已经成为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特征、前瞻未来发展走向的头号热词。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和合理波动,正式被决策层接纳。政府的更多注意力将放在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方面,而不再动辄下猛药来维持高增速,“强式温刺激”取代“温式强刺激”。

速度的回落是“新常态”最直观的表达、最基本的特征。经济增速从多年来的10%左右下降为7%至8%。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更是从1998年到2008年高达35.6%降至2013年的12.2%,以及今年前5个月的5.8%。

人民日报从8月4日到8日,连发《新常态,新在哪?》、《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和《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4文,堪称是“新新相印”。而在地方省市层面,进入下半年以来,湖南、山西、辽宁、贵州、海南等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经济形势汇报分析会,与新常态“心心相印”,从表态到措施加以贯彻落实,令“新常态”成为全党全国范围的共识。

要让各地官员真正自觉适应新常态,必须要有“指挥棒”即政绩考核方式的调整。在习李屡次强调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的背景下,目前已有福建、山西、宁夏、河北、浙江、陕西等多个省份对市、县考核进行了调整。习近平工作17年的“政坛老家”福建省,近期取消了对34个县的GDP考核,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山西省取消了对36个国家级贫困县GDP考核。贵州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县也取消了GDP考核。

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的“方法论”

如果说“新常态”是研判中国经济形势的世界观,那么“改革”就是下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法论。

进入2014“深改元年”,三中全会确定的多项重点改革任务一一落地。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国企改革试点有序启动,金融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司法改革、纪检体制改革有关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之中。

在所有改革之中,“简政放权”居于特殊重要的核心位置。实际上可以说,其他几乎所有具体领域改革,都贯穿着简政放权的思路主线。这四个字出现在中央全会、全国两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出现在习李基层调研、出席大型国际会议、会见外宾以及给企业家回信之中。仅2014年上半年,国务院取消和下放145项行政审批事项,今年年内还将取消下放200项。

新常态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同样离不开简政放权。但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体制惯性、思维定式,各级官员津津乐道于审批管理、盖章管理、画圈管理。简政放权,尽快建立“权力清单”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任务急迫,阻力巨大。在日前国务院八大督查组对省市、部委的督查中,简政放权就是重点内容。

而新一届中央班子在改革开放上的重大手笔——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等方面为全国探路。目前,上海自贸区的一些经验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复制,7月份成都成为首个正式开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的副省级城市,清单共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区域发展、环境保护四大领域。

早在去年,山东省长郭树清就提出,本届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二分之一,实现行政审批数量在全国各省份中最少目标。7月25日,李克强到山东交通政务大厅,现场视察交通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给予肯定。

新棋局:区域经济视野更开阔

自十八大以来,习李高层在区域经济方面的大手笔不断,陆续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等四大国家级区域经济战略。

与以往东南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区块性的划分不同,习李的区域经济战略视野更加宏阔,形成了横亘东西、呼应南北、贯穿中外、沟通陆海的区域经济新棋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亲自调研、拍板、部署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将极大程度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厚南薄北”的不平衡状态。虽然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曾打出了中国经济第三极的旗号,但无疑就总体规模、发展水平、辐射带动能力、区域融合程度而言,北方一直欠缺一个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的发展核心区,环渤海的整体发展仍然非常松散。因此,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三省市本身发展的重大机遇,更是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优化全国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也可为全国纾解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人口密集等“大城市病”,提供试水经验。

在习近平亲自搭建的这方大舞台上,京津冀“三方演义”已经紧锣密鼓展开。7月31日,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省长张庆伟率领党政代表团到北京考察,京冀双方签署了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共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共同推进中关村与河北科技园区、共同加快张承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交通一体化、共同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共同推进物流业协同发展等七项协议。

一周之后的8月6日,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市长黄兴国率团进京,京津两市签署了《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实施重点工作协议》以及在交通一体化、环保合作、共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市场一体化等方面的五个框架协议。“共”字当头,“一”字托底,京津冀着手在一体化之中共进退。此外,京张联手申奥、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大红门和“动批”外迁等都已步入“进行时”。

新权威主义2.0时代

今年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正紧锣密鼓地展开,8月下旬中央还将召开隆重的纪念会。按照有关政治学者的划分,邓小平可算是“新权威主义1.0时代”,而习近平则是“新权威主义2.0时代”。

这种权威的形成,首先来自于其在整顿吏治方面雷厉风行的铁腕政策。周永康、徐才厚两大老虎的入笼、落马,将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推向了高潮,也树立起公众对中央反腐的空前信心。四川帮、山西帮、江西帮、石油帮、政法帮等一个个互相勾结、盘根错节的腐败集团也陆续被瓦解。而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到以反对四风为核心的新整风运动,中央的反奢力度丝毫不亚于反腐。

按照中央的反腐廉政建设新方针,各省省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在反腐方面承担起更加明确的主体责任,反腐不再是纪委书记的“自留地”,而是省委书记、省长等共同的“责任田”。为种好“责任田”,各省因地制宜进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提升纪委规格和地位,进行机构改革,强化一线查办案件的力量,推进省委巡视组工作,层层传导反腐压力。广东大规模清理“裸官”、陕西对新提拔领导干部实行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湖北明确纪委书记排名其他常委之前、甘肃市县两级试点按同级正职配备纪检组长等措施,都开始在“责任田”里生根发芽。

对腐败利益集团强力查办的同时,习近平也对权力运行体制进行了优化与加强,组建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互联网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一系列新机构,并亲自领衔。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宣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安邦的政治定位。当前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内外环境,权贵寡头资本对改革的阻碍,严峻的反恐形势,海权纠纷和周边安全的复杂性、敏感性,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也对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适应新的历史特点、新要求、新挑战,中国逐渐形成的新常态经济与新权威政治相结合的路径,正在深刻影响省级政经新生态的形成。

(本文来源于大公网《省长这一年2014年上半年报告》,略有删节。若想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公网省级政经生态周报(dgsjzg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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