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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或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标志性年份 | 智谷趋势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 | 高凯西 元淦恭

过去的10天,欧洲和中东发生了两件大事: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升级,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这两件事,指向当今世界两大重要趋势:东西方对抗的加剧和威权政治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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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乌克兰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宣布禁止俄罗斯天然气从乌克兰过境。这是今年年初危机升级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的最严厉制裁。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空前强硬,使西方和它的关系跌入了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的冰点。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也曾因科索沃问题、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等产生分歧甚至对立,但从未像2014年这样接近全面的对抗。

2

图:埃尔多安

土耳其于10日举行了修宪完成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现任总理埃尔多安以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

图: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庆祝其当选

此前,土耳其是一个议会制国家,总统并不掌握实权,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总理并行使行政权。但埃尔多安在自己的总理任上决定修改宪法,扩大总统权限,使土耳其成为总统制国家。他此前已担任总理长达11年,修改游戏规则之后,他将以总统这一新身份继续掌舵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重要国家。

埃尔多安在任期间,土耳其政治稳定,经济也获得长足发展。但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宗教保守倾向快速发展,国内自由出现萎缩,埃尔多安政府一度封杀Twitter和Youtube,还对竞选活动中的对手进行政治打压。这些做法,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巩固自身权力的做法如出一辙。

3

普京和埃尔多安并非孤例。人们曾一度以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多数国家确立宪政民主体制,政治强人会越来越少,但最近几年,新的政治强人不断涌现。

图:2014年1月欧尔班和普京在莫斯科会谈

在普京和埃尔多安之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是有争议的政治强人。2010年欧尔班上台,2011年出台新的媒体法,对新闻自由予以限制,2012年修改宪法压缩宪法法院的权力,并加强政府和总理的权威,这部宪法强调匈牙利立国基于宗教传统,具有保守和排外的特征。2013年,匈牙利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限制政党在竞选期间的宣传活动,这被西方视为限制选举自由的措施。

图:2012年1月2日,欧尔班出席庆祝匈牙利新宪法生效的展览(上);匈牙利反对派同日在布达佩斯抗议新宪法生效的游行(下)

4

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依然享有很大的权力。普京重建威权政治,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政治变革不充分所带来的结果。

然而,匈牙利和土耳其两国,较之俄罗斯而言民主基础较好。

地处东欧的匈牙利从1989年确立多党制以后,政治运行比较稳定,同周边的捷克、波兰等国差异不大,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民主化进程,甚至已经加入欧盟后,匈牙利却突然重蹈威权政治之路,让欧洲感到直接的冲击。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就对匈牙利政治发展进程中的“U型大逆转”非常警惕。

土耳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凯末尔革命后,逐渐确立了世俗化的民主体制,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近年来,土耳其同时出现宗教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威权政治的叠加,也出乎国际社会此前的预料。

5

普京权威的确立,在于他的第一任期中俄罗斯经济走出衰退阴影,步入快速增长轨道,进而民众收入增加,他个人的民意支持率也水涨船高。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也类似,在他任总理之前,土耳其曾长期陷于低增长、高通胀的境地,他上台之后土耳其通胀率迅速下降,经济增长提速,成长为中东最大的经济体。

鲜明的前后对比,使选民对于他们心目中的“有能力的领导人”格外拥戴。虽然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多时候受到多种外部因素影响,不能仅仅归结于领导人的政策,但是在民主基础还不深厚的新兴国家,民众愿意将经济好转与特定的领导人联系起来。

此外,经济危机也是促使民族主义和威权政治抬头的因素,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兴起,就与此前匈牙利的经济和债务问题有关,民众希望新的铁腕政府能够解决经济上的困境,推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

宗教保守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也不容忽视。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农村拥有稳定的支持,在伊斯兰世界整体上趋向保守化的当下,农村居民的保守色彩更趋浓厚。

太阳底下无新事。面临经济危机冲击后成功应对危机并重新带来增长的领导人,极易膨胀自身的权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就是如此,希特勒政权在面对大危机时的政绩,是使德国滑向更加富有侵略性的极权主义的一个由头。

6

从普京上台以来,威权政治在亚欧大陆出现新的复苏态势。

东欧剧变开始后的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曾断言,冷战的结束是“历史的终结”,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胜利。25年过去,福山的预言并未实现。在东亚和中亚地区,相当多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而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等国逐渐倾向更具权威性的政治体制,西方在意识形态话语上的垄断地位正在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

2005年前后,普京公开提出了“主权民主”,这一概念与西方传统的宪政民主概念有明显分歧。主权民主,相较于西方民主理论,加入了更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且将发展和秩序的优先级提到自由民主价值之上。

苏东剧变使绝大多数的苏东国家走上了选举民主政治的道路,西方一度认为这是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全面“西方化”的标志。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在形式上存在选举政治和多党制的国家,正在一步步地复兴威权政治。

新加坡和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早在冷战结束前就实施了富有本国特点的民主体制。对于新加坡而言,是通过特殊的选区划分、对反对党竞选活动的严格限制、对媒体的严格管制,来压缩反对党的生存空间以实现一党长期执政。而在伊朗,则是以严格的宗教规则作为世俗政治的指导,并对不符合宗教原则的政治势力进行筛选和排除。

图:2007年6月2日俄罗斯原总理卡西亚诺夫宣布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2008年1月俄选举委员会以卡西亚诺夫征集的选民连署签名不合格为由褫夺其候选人资格

俄罗斯、匈牙利、土耳其等国近年来的实践,一定程度上参照了新加坡和伊朗的做法,一方面是通过限制政治自由打击反对党,另一方面甚至直接对候选人进行实质性的资格审查,让可能对执政者权力造成威胁的候选人不能获得参选资格(如2008年俄罗斯大选就禁止了前总理卡西亚诺夫参选)。在极端情况下,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选举舞弊。

这种“有限制的主权民主”,正在作为一种模式被复制,这种政治体制和西方政治体制表面上的分歧自然不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体制和西方,但却构成全球性意识形态对立的新形态。

7

截至目前,俄罗斯等国转向威权政治的举动,尚不能视为新一轮冷战开始的标志。但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必将由此面临更大的挑战。

图:2012年12月普京访问土耳其时同埃尔多安会晤

一方面,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一旦和地缘政治相结合,就可能形成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政治对峙。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所有倾向威权的国家,都已投入俄罗斯的怀抱,但这些国家间的互动频繁却是不争的事实。土耳其和俄罗斯通过本币结算推动“去美元化”,在迟迟无法加入欧盟的状态下,土耳其的战略重心正在东移到俄罗斯;匈牙利虽然仍是欧盟成员国,但在乌克兰危机中,匈牙利却呼吁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民族自治,同俄罗斯暗中鼓励乌境内的俄罗斯族自治的行动遥相呼应。在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对峙加剧的情况下,这种“选边站队”很可能使全球性的政治分裂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的威权或集权国家,大都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分工中,俄罗斯等国也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制造业国,俄罗斯是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国,西方国家再也不能像冷战时期那样靠“七国集团”(英法美德意加日)自行决定全球性的经济事务。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仅是老牌强权和新贵之间的利益分配之争,更关涉到意识形态话语权。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将会更趋复杂交织,全球治理的协同性面临更大挑战,甚至有走向碎片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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